大法官解釋 釋字第702號 |
|---|
| 公佈日期：2012/07/27 |
| 解釋爭點 |
| 教師法規定行為不檢有損師道者，不得聘任為教師；已聘任者，解聘、停聘或不續聘。違憲？ |
| （二）是否已達可預見性的要求？ 本號解釋多數意見主要致力於澄清可預見性之疑慮，並舉出由法規實施後的實務，已經形成出可預測的資訊，以及實務界累積出一批案例，足以促使法規受規範者之注意義務，以躲避風險。這是本院過去數年來審理有關不確定法律概念中，最清楚闡釋此問題的一例，也頗有創意，值得吾人進一步探究之。 首先，應對於法明確性原則拘束立法者之立法義務，稍加論述： 1.立法者應避免「泛道德化」的立法義務 按法律明確性（Rechtsklarheit）之要求乃是基於法安定性之原則，使得法律受規範者能夠事先預知到其法律上的權利與義務（可預見性，Vorsehbarkeit），從而預測到其行為後果（可預測性，Zumutbarkeit）。將法律明確性提升到法治國原則的層次，不論是法律條文本身的「規範明確性」（Normklarheit），或是授權給行政機關的「授權明確性」（Ermächtigungsklarheit），都必須滿足此一明確性之要求。透過這兩種條文的明確性要求，讓受規範人民依據法律的語意，即可理解自己將來為任何行為，將會承擔何種法律責任，也符合法治國信賴保護（Vertrauenschutz）之原則。在後者的情形，更是基於權力分立原則，立法者必須自己承擔起規範人權的立法責任。即使授權給行政機關，也必須將授權的內容、界限及目的，加以事先的確定。這將限制人權的授權提升到憲法層次，包括使用不確定法律概念，都是對於立法者的不信任心態所致。 現代法治國家之所以對於立法者限制人權，會採行這種懷疑的態度，也認為每個立法都必須帶來一個客觀、可清楚洞見其規範範圍與具體內容的法律秩序，也正是努力將「法律適用關係」轉變成「物理效應」，易言之，將法律視為一門科學，使得法律的作用「科學化」。故法律可預見性原則，無異於「科學必然性」！不能夠掌握這種期盼現代法學「科學化」的精髓，希望減少法律適用過程任何人為因素至最低限度，回到幾乎是機械性、類似物理性的因果論，才是法律安定性所欲達成的法治國法律適用之理想效果。 在這種強調最高度「必然性」的要求下，立法者使用不確定法律概念，雖係不可避免，但應儘量少用。因此唯有當非用不可時，方可以使用之。在使用抽象概念用語前，如有類型化或例示性的立法可能性時，亦應儘量使用之，方滿足使用不確定法律概念的用語乃「最後手段」之要求也（本院釋字第五六四號解釋參照）[1]。 其次，如果涉及到侵犯基本人權的機會更多、密度與程度更高時，不確定法律概念的使用更應該避免。如使用時，則法律條文明確性及授權明確性的要求更為提高。此為「重要性理論」（Wesentlichkeitstheorie）所要求。立法者必須衡量所可能侵犯人民基本權利的種類、影響結果與大小，而後在明確性規定的實踐上，加以反應，是為立法者的憲法義務，也是違憲審查必須專注的焦點。 然而，本院過去的一貫立場已表現在本號解釋多數意見，但卻忽視了立法者於立法時就應承擔這種「盡可能詳細規範何謂行為不檢、以致於有損師道」內容之義務。當然如果個案產生的法規範適用不確定之問題，乃立法者當初所未顧及、屬於立法疏漏或基於社會變遷所形成之疑慮，正有賴司法審查的制度，予以個案澄清。這種「非有意之不確定」，值得憲法學探究之處較少。但立法者能較仔細規範而不為，以致於造成「有意模糊」—如同本號解釋之系爭規定，則與前述「非有意模糊」不可同日而語。 立法者使用系爭規定此一一望即知，可能是「包山包海」的要件，再加諸「依社會通念」之加持，正可能是要求每一位老師的所有言行，都必須透過顯微鏡檢視的「道德完人」不可。立法者還制訂出這種無疑會將社會通念所形成的「道德律」，引進法條內容，名正言順的演變成法律義務的不確定法律概念條款，立法者這種怠惰，豈無失職之責乎？ 2.如何填補不確定概念之法規範—法律適用過程形成的「確定作用」？ 多數意見將澄清法律存有抽象與不確定的狀態，係靠著嗣後實務累積的資訊予以澄清，乃是將憲法所要求的可預見性的要件，繫於法律制定後、屬於法律適用過程所發揮的「填補」的功能，亦即靠著法律實務所為個案確定、並且累積了一定數量的見解後，形成了一批「事後規範」，而後遂宣稱為已經具有了「可預見性」。本號解釋多數意見所提出的「各個教師團體所公佈之行為標準（法律、規約），以及教育實務上累積若干明確案例，可供參考」，便是這種「嗣後確定」的顯例。這是一種「實然面」（Sein），而不是「應然面」（Sollen）的現象。 當立法者忽視其詳盡規範之立法義務在先，而在適用過程所形成的規範，自然是一種長時間的延續。既然時間有長短先後之分，則案件發生在前者，可以參考之規範及案例相對減少，可預見性降低；反之，時間越長，累積案件與可參考之資訊更多，可預見性提升。但這種可預見性的上升與下降，雖實際涉及「被規範者」人民權利與義務，但卻毫不涉及相關法律規定的合憲性與否。質言之，某行為在先前可能被視為合法，經過若干時候，卻會被認為違法，反之亦然。此與法律規定之合憲判斷與否無關，亦證明了該法規範效力的不確定也。 因此，使用不確定法律概念的規範，是一種「必須補實的規範」（Erfüllungsbedurftiger Norm），立法者在立法階段必須盡可能地將其規範內容具體化規定，如果不得已必須採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時，這個不確定性的「補實」（澄清功能），只有讓適用階段的公權力者—行政機關的授權命令或者是細節與技術性的闡釋；以及司法的審查制度，加以補實。此為「次要的明確規定」即可見諸於行政法規、判決見解等，但不論前者或後者，最終的具體界定此一不確定性的任務，即操之在司法手中。這也符合法律授權明確性原則，當初之所以會產生此一原則之目的，主要是防止空白授權所形成的行政獨裁，而未想到防止司法的可能濫權也[2]。 |
| <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 |
填單諮詢
最新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