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解釋 釋字第777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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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佈日期：2019/05/31 |
| 解釋爭點 |
| 刑法第185條之4之構成要件是否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其刑度是否違反比例原則？ |
| 本席認為，法律解釋基本上係包含價值判斷之實踐行為，於此前提下，目的論之解釋方法無從避免。誠然，基於法治國原則，首先必須藉由文理解釋（文義解釋），釐清法律規定或法文之意涵，否則法律解釋無以成立。惟文理解釋只是法律解釋之第一步，僅憑文理解釋尚不足以究明法規範之確切內容，否則法律解釋將變成國語學者的專長領域[3]，或淪為查字典找答案之工作。法律用語常有獨特之意涵，與一般用法不同，如「善意」一詞，堪稱典型例子，無庸贅述。文理解釋之外，尚有論理解釋；其運用擴張解釋及限縮解釋等方法，可讓法文之意義貼近立法意旨及社會條件，而趨於合理。更且，多數場合法文皆蘊含複數解釋之可能性，並非僅有唯一絕對之解釋。如何在複數選項中擇其最妥當之解釋，非藉助於目的論及體系性之考察不可。因此，立法目的之探索殊屬必要，法體系整體關聯性之觀照亦不容忽視。在罪刑法定主義之誡命下，刑法之解釋方法受到若干限制，原則上犯罪構成要件應從狹義解釋，且禁止採取類推解釋（適用）。惟刑法屬國家法秩序之一環，不能完全自外於其他法律，且刑法解釋亦係法律解釋，實無排斥目的論及體系性解釋之道理。以刑法第271條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為例，所謂「直系血親」，即須依民法第967條第1項規定界定其意義。又如刑法第324條規定，五親等內血親或三親等內姻親之間，犯竊盜章之罪者，須告訴乃論。其親等之計算，自當依民法第968條及第970條規定為之。同理，刑法第320條第2項竊佔罪之客體「不動產」，應依民法第66條第1項之定義，指「土地及其定著物」而言。由此可見，多數意見稱：「構成要件是否明確⋯⋯其判斷應僅以該規定文義及刑法體系整體關聯性為準，不應再參考其他相關法律。」云云，未盡妥適。總之，刑法解釋應參酌立法之歷史背景、目的、社會條件，以及包含刑法體系在內之整體法秩序之構造與關聯性，方能確保具體妥當性。 然所謂刑罰規定或犯罪構成要件之明確性應受較嚴格審查，究何所指？本席認為，其重點不在於解釋方法之不同，而係要求有關規定之明確程度應高於一般法律規定。換言之，刑罰規定或犯罪構成要件依一般法律解釋方法解釋，須不難獲知其意義，亦即其意義「為受規範者可得理解，且為其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之程度應較高。此外，刑罰規定之法文無論如何明晰，通常其周邊均有模糊地帶，倘因此即認定該規定不明確，而加以非難，則幾乎所有刑罰規定皆有違憲之虞。本席認為，一般法律規定除非「全然」曖昧不明，無法作為行為之準則，而喪失法律應有之意義，否則只要具有明確之「核心部分」（hard core），可確實適用，即使周邊模糊，基本上亦不至於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而無效[4]。問題是，大凡立法均有一定之目的，全然欠缺「核心部分」之法律規定，殆無存在可能[5]。如此一來，法律明確性原則豈非難有適用之餘地？其實，問題本質並非立法有無「核心部分」，而無寧是該「核心部分」可否依法文本身清楚解讀，亦即法文之選擇是否適切[6]。誠然，法律明確性原則如同劇藥，本不宜輕易使用，但仍應有發揮作用之空間。全然曖昧不明與部分不明確之區別，屬於「程度」問題，當法律明確之「核心部分」過小，致法律規定之意義充滿疑竇時，即使並非全部不明確，亦應認定該法律規定全然曖昧不明，而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既然刑罰規定之明確程度要求較高，為免於全然曖昧不明之認定，其明確之「核心部分」自應較大。如後所述，當刑罰規定部分不明確時，可藉合憲限定解釋排除違憲之不明確部分，亦可用切割方式，就不明確部分為部分違憲之宣告。 補充一言，基於表現自由之優越地位，為防止萎縮效果或寒蟬效應，有關限制表現自由之法律，其法條明確程度之要求，更高過一般刑罰規定或犯罪構成要件規定。在表現自由領域所適用之明確性原則堪稱一種特殊之憲法判斷方法，其屬字面判斷，而非事實判斷，亦即原則上僅就法律之字面上（on its face）加以審查，而無須調查立法事實，即可作成結論。當法律含義不明，侵害到表現自由時，應宣告違憲無效，不得適用「法律之合憲解釋原則」，亦即不得運用限縮解釋方法，將違憲部分排除，而維持法律之效力[7]。是前揭釋字第432號等解釋對法律明確性原則之闡釋：「法律明確性之要求，非僅指法律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言，立法者於立法定制時，仍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從立法上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而為相應之規定。如法律規定之意義，自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觀點非難以理解，且個案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欲規範之對象，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認定及判斷者，即無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於表現自由領域未必妥適。 二、肇事逃逸罪構成要件之明確性問題 系爭規定肇事逃逸罪之構成要件有四：「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及「逃逸」。多數意見僅就其中有關「肇事」部分，認其「可能語意所及之範圍，包括『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或『非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因不可抗力、被害人或第三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之事故，除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之事故，依其文義及刑法體系整體關聯性判斷，為該條所涵蓋，而無不明確外，其餘非因駕駛人故意或過失所致事故之情形是否構成『肇事』，尚非一般受規範者所得理解或預見，於此範圍內，其文義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然如前所述，刑罰解釋不應排斥目的論及體系性解釋，除依據文義外，亦須參酌立法之歷史背景、目的、社會條件，以及整體法秩序之構造與關聯性，方能確保解釋之具體妥當性。由此以觀，多數意見所持解釋方法，有待商榷。而且，構成要件中之「逃逸」，含意亦可能未臻明確，多數意見卻未予論及，尚有不足之嫌。本席認為，「逃逸」與「肇事」息息相關，「肇事」概念既有不明確之處，「逃逸」概念自不例外，應同樣有不明確之虞。 所謂「肇事」，有闖禍、引起事故等意義。系爭規定肇事逃逸罪之構成要件「肇事」，若從嚴解釋，應以駕駛人之有責行為，亦即「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致生事故者為限；若從寬解釋，則即使事故之發生不可歸責於駕駛人，亦即「非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因不可抗力、被害人或第三人之故意或過失）致生事故，亦包括在內。是就文義而言，「肇事」之意義難謂明確。 當法律規定之文義不夠明確，有多種解釋可能性時，為探求妥適之解釋，一般可從其保護法益或立法目的之認定著眼。惟肇事逃逸罪之保護法益為何，實務及學說之見解不一，計有：1.個人生命身體安全；2.公共（交通）安全；3.公共安全與個人生命身體安全；4.被害人之民事訴追利益（民事賠償請求權）；5.協助確認事故與責任歸屬；6.個人生命身體安全與確認責任歸屬；7.個人生命身體安全、公共安全、民事賠償請求權與確認責任歸屬；8.道德規範與善良風俗；9.多重法益等各種見解[8]。關於保護法益之認定既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則期待保護法益客觀上發揮解釋之指導功能，殆如緣木求魚。因此，論者對「肇事」之內涵難以形成共識，有「故意、過失、無過失」說、「故意、過失」說、「過失、無過失」說及「過失」說等[9]，真可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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