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解釋 釋字第775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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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佈日期：2019/2/22 |
| 解釋爭點 |
| 一、刑法第47條第1項有關累犯加重本刑部分，是否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又其一律加重本刑，是否違反憲法罪刑相當原則？ 二、刑法第48條前段及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有關累犯更定其刑部分，是否違反憲法一事不再理原則？ |
| (四)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時，應審酌同法第57條等一切犯罪情狀 由前開立法理由可知，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者，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且可憫恕之情狀較為明顯者而言。刑法第57條規定為量刑之標準，刑法第59條為酌減之依據，兩法條適用上固有區別，惟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與第57條所稱「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適用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時，並不排除第57條所列舉10款事由之審酌。[7]惟其程度應達於客觀上足以引起同情，確顯可憫恕者，方屬相當。[8]以犯罪所得之多寡為例，原屬刑法第57條第1款「犯罪之動機、目的」及第9款「犯罪所生之危害或損害」等科刑輕重標準應斟酌之範圍，單憑犯罪所得之多寡，尚非得執為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之依據，必綜合一切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9]申言之，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在內之犯罪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10]審酌其犯罪有無顯可憫恕之事由，以為判斷，必須犯罪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因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11]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即其所具特殊事由，應使一般人一望即認有顯可憫恕之處，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第59條規定之適用[12]。 (五)累犯加重本刑後，審酌刑法第57條等一切犯罪情狀，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應屬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得依刑法第59條酌減。 承上所述，裁判時法官應依系爭規定因累犯所加重之本刑刑度範圍內，依刑法第57條科刑輕重之標準，審酌一切情狀，若累犯個案有特殊之犯罪情狀等，使一般人一望即認顯有可憫恕之處，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量刑過苛者，自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以調節個案刑責過苛之情形；惟若累犯個案無一般人一望即認顯有可憫恕之特殊犯罪情狀者，既為累犯，則按所加重之本刑刑度範圍內科刑，何來多數意見所謂刑責過苛，以致違憲之情形。是審酌刑法第57條等一切犯罪情狀，如認非顯可憫恕者，則科以最低度刑，即難認所負刑責過苛；反之，如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應屬顯可憫恕，得依刑法第59條酌減。多數意見以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仍有個案刑責過苛之情形，難以想像，以此作為系爭規定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有違憲法罪刑相當原則之違憲理由，尚難成理。 (六)結論 系爭規定累犯加重最低本刑，並無多數意見所稱有個案不符合刑法第59條規定，同時有負擔過苛罪責之情形，自無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比例原則可言。 【註腳】 [1]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797號刑事判決參照。 [2] 刑法第60條明定，依法律加重或減輕者，仍得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3] 本院釋字第263號解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3046號、103年度上訴字第192號刑事判決參照。 [4] 最高法院38年臺上字第16號判例：「（2）刑法第59條所定減輕其刑，以宣告法定最低度之刑猶嫌過苛者，始有此適用，其法定最輕本刑為拘役，即酌減之仍不能出於刑種之範圍，自無適用減刑之餘地，乃原判依第59條減輕處斷，自有未合。」 [5] 最高法院45年臺上字第1165號判例：「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尤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本件被告等混跡流氓派系，動輒結夥尋釁，為求遏止社會近來囂張殘暴之風，殊無堪資憫恕可言。」 [6] 最高法院51年臺上字第599號判例：「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於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至於被告無前科，素行端正，子女眾多等情狀，僅可為法定刑內從輕科刑之標準，不得據為酌量減輕之理由。」 [7] 最高法院80年度台覆字第39號、80年度台上字第3694號、99年度台上字第6420號刑事判決參照。 [8] 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5313號、88年度台上字第388號、88年度台上字第4171號刑事判決參照。 [9] 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6887號刑事判決參照。 [10] 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899號判例認為，被告無前科，素行端正，子女眾多等情狀，僅可為法定刑內從輕科刑之標準，不得據為酌量減輕之理由。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733號刑事判決認為，犯罪之動機、犯罪之手段或犯罪後之態度等情狀，僅可為法定刑內從輕科刑之標準，不得據為酌量減輕之理由。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289號刑事判決認為，犯罪動機、犯罪手段或犯罪後態度等情狀，僅可為法定刑內從輕科刑之標準，所謂「事後已與被害人和解，獲被害人以書面請求法院給予機會之寬恕，衡其心性尚非怙惡不悛」，則分屬刑法第57條第5款、第10款所列「犯罪行為人之品性」、「犯罪後之態度」等量刑時應注意審酌之事項，非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之事由。 [11] 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4171號、88年度台上字第6683號、92年度台上字第3564號、93年度台上字第4999號、94年度台上字第9號、94年度台上字第897號、97年度台上字第6887號、99年度台上字第6388號、100年度台上字第744號、101年度台上字第6378號、102年度台上字第870號刑事判決參照。 [12] 最高法院70年度第6次刑事庭會議第1項決議：「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左列事項（共10款）為科刑重輕之標準，兩條適用上固有區別，惟所謂「犯罪之情狀」與「一切情形」云云，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判例所稱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以為判斷。故適用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時，並不排除第57條所列舉10款事由之審酌，惟其程度應達於確可憫恕，始可予以酌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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