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解釋 釋字第679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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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佈日期：2010/07/16 |
| 解釋爭點 |
| 得易科與不得易科之罪併罰而不得易科，無庸載明易科標準之解釋，有無變更之必要？ |
| 五、結論：何妨考慮廢止老朽、且已經成為「稻草人化」的易科罰金之制度？ 本號解釋針對刑法第四十一條的合併處罰制度不明確性，作出了解釋。本席也坦白指陳：本號解釋在沒有澄清得易科罰金之規定，本質上是否屬於值得擁有憲法位階保障的基本權利，還是可以任諸由立法者創設的「實證權利」？即作出了本號解釋，其立論自然「不無勉強」地協調本號解釋與釋字第三六六號、第六六二號解釋之差異。本號解釋雖然發揮安定法秩序之功能，再度賡續了本院院字第二七Ｏ二號及釋字第一四四號解釋等兩號屬於「老古董」的見解。但不一定能定分止爭太久，根本之爭議恐怕還會延續下去。 因此對於引發「病症」之處，即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合併處罰的問題，刑法第四十一條始終沒有明確的規定。本號解釋雖肯認這種「不確定」並未達到違憲程度，但也承認立法者日後可以對這個問題採取「兩極」的判斷（可對得易科罰金之罪予以易科，或不得易科）。立法者既享有如此截然不同裁量之權限，但就法律適用者而言（不論是法官或人民），此種見解仍只留下一個「模糊」的面貌。易言之，由刑法第四十一條的規定，對於一個得易科或不得易科之罪，所需得宣告合併的刑期問題方面，憲法位階的判斷，竟然是空白及中立的，而形諸於法律條文（刑法第四十一條），也是空白及中立的。如此重要的法秩序，為何要讓司法權力來摸索？立法者委實有加以明確表態的義務。 按易科罰金制度乃標準之刑事政策的重要一環，關涉到刑事政策能否達到維繫國家刑事法律秩序目的。 德國著名的刑法學者法蘭茲‧馮‧李斯特（Franz v.Liszt，1851-1919）曾經明確提出：「刑事政策的極限，即為刑法」（Das Strafrecht ist die unubersteigbare Schranke der Kriminalpolitik）的名言[20]。同時，也提到：「如果刑罰要成為預防犯罪的手段，則其目的與手段，必須相配合；如果刑罰要成為改造的手段，則是另一種態樣；如果刑罰要成為治安的工具，那又變成另一種型態。然而現代立法者鮮少注意這種差別。立法者都以同樣的目的，使用刑罰來對待不可改造的慣犯，以及對有悔意的偶犯」。 李斯特這個見解乃期待立法者明確決定刑事政策的目的，以及應當採行的手段後，將之形諸於刑法的條文之內。因此，刑事政策的內涵，完全融入刑法條文之中，且為了符合法治國家的罪刑法定原則，刑事政策將不至於超越刑法框架之外。故刑事政策之要求併罰制度所欲達成之目的，不論是具有預防犯罪、威攝或教化功能，都必須在刑法（例如在第四十一條）內詳細規定。這在百年前刑法大師李斯特的見解中，即已要求刑法之立法者要負擔此「刑事政策具體化」的義務了。我國立法者近十年對刑法第四十一條所作的更動，已達四次之多，更易不可說不繁，然仍留此個爭訟超過半個世紀的罅漏，能不謂有過乎？ 本號解釋乃繼釋字第一四四號、第三六六號、及第六六二號解釋後，成為第四個處理易科罰金制度的解釋，可知易科罰金的合併處罰問題乃如冰山般，每號解釋都衝撞了冰山之一角，立法者每次的修法都以頭痛醫頭的方式，難免捉襟見肘。而易科罰金制度源自於專制末期（暫時新刑律）的「贖刑」制度[21]，且其妥當性頗受學界批評[22]。 英國最著名文豪莎士比亞在其劇作《以牙還牙》（Measure for Measure）第二幕中，對一個已經喪失制裁功能的法律，曾有一句生動的描述： 我們不能把法律當成驚嚇小鳥用的稻草人，讓它安然不動地聳立在那邊。當鳥兒見慣了以後，就會棲息在它的頭上，不把它當一回事了。 當我們看到每天出自法院不知凡幾的刑事判決中，都道貌岸然地對觸犯數罪之受刑人合併處罰可達數年之久，但卻可因為該數罪中皆得易科罰金，即讓諸犯罪行為人可心安理得（邀得本院釋字第六六二號解釋之依據）輕鬆易科罰金，而免受自由刑之懲罰。試問：這種易科罰金制度是否使得相關的刑事禁制規定，以及易科罰金制度已經形成了一具具「稻草人」條款？既然易科罰金制度早已喪失規範能力，實務上運作也以「扣除論」扭曲了釋字第一四四號解釋的本意，亦可看出易科罰金制度是否已到了日薄崦嵫的地步，復以立法權對形成整個易科制度之裁量權限已變成「跛鴨化」而不完整，更形同雪上加霜之痛，立法者何不痛下決心，全盤翻新此老朽之制度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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