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解釋 釋字第805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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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佈日期：2021/07/16 |
| 解釋爭點 |
|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36條及其他相關規定，未賦予被害人有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是否違憲？ |
| 解釋意見書 |
| 不同意見書： 大法官 呂太郎 提出 本解釋多數見解認為「就少年事件處理法相關條文，整體觀察，均未明文規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於少年保護事件處理程序中得到庭陳述意見，於此範圍內，不符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有違憲法保障被害人程序參與權之意旨。」本席就少年保護事件，少年法院得傳喚被害人到場陳述意見，亦採肯定見解，但就多數見解之結論及理由，均未敢贊同，爰提出不同意見書。 壹、少年保護事件，被害人到庭陳述意見之憲法依據為何？ 一、本解釋於解釋文指出：「就少年事件處理法⋯⋯整體觀察，均未明文規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於少年保護事件處理程序中得到庭陳述意見，於此範圍內，不符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有違憲法保障被害人程序參與權之意旨。」至於被害人為何有此程序參與權？解釋理由中指出：「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有訴訟之權，旨在確保人民於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遭受侵害時，有權依法請求法院救濟（本院釋字第653號、第752號及第755號解釋參照）；法院並應依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公平審判（本院釋字第737號及第755號解釋參照）。犯罪被害人（含少年事件被害人），其依法享有訴訟上一定地位與權利時，於程序上雖非當事人，但仍屬重要關係人，基於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其於法院程序進行中，即應享有一定之程序參與權。」（解釋理由第2段參照）。 歸納上開理由與結論之推論過程，本解釋似乎認為： 1、依憲法第16條，被害人可請求法院救濟。 2、因被害人已依法在訴訟上享有一定地位與權利。 3、故基於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應享有一定之程序參與權。 4、從而被害人應有到庭陳述意見之憲法上權利。 5、但少事法却均未明文規範被害人到庭陳述意見。 6、所以少事法就此部分違憲。 二、被害人陳述受憲法第16條所保障？ 本解釋多數意見雖認為，被害人到庭陳述意見之憲法依據之一，為憲法第16條，即人民權利或法律上利益遭受侵害時，有權依法請求法院救濟之訴訟權。 首應說明者，本解釋及本意見書所論之被害人陳述意見，乃指被害人非基於證人地位所為意見陳述。被害人之陳述，如係以證人地位向法院所為者，悉依證據調查及證人之規定，非在此討論之列。 本席認為，刑事訴訟是以確定被告之犯罪事實，及應負何種相當刑責為目的。未提起刑事自訴之被害人，若非於刑事訴訟程序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即非刑事訴訟程序之當事人，並無全程參與或主導訴訟程序之地位。訴訟上重要之核心行為，例如請求法院審判之範圍、聲請調查證據、詰問證人、言詞辯論及對裁判之不服等，被害人均無法獨立行使。其所陳述之意見祗能供法院參考，對法院並無任何拘束力，法院之判決，就此意見陳述，亦毋需說明其採或不採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10條）。被害人之意見陳述，既非形成裁判基礎之行為，且對法院亦欠缺法律上拘束力，如何解釋其屬於憲法第16條所保障之訴訟權範圍，實有可疑。何況被害人權益被侵害之事實，在訴訟程序提起之前即已發生，即便被害人到庭為意見陳述，亦不影響其在此之前權益已受侵害之事實，又如何謂其陳述，係受憲法第16條所保障，用為權益被侵害之救濟權利？亦有商榷餘地。 三、因被害人已依法在訴訟上享有一定地位與權利？ 1、本解釋多數意見認為，因被害人已依法在訴訟上享有一定地位與權利，故基於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應享有一定之程序參與權。此一見解，本席認為深有研求餘地。 2、按法律為憲法之子，非憲法之母。法律乃憲法之延伸，非憲法之源頭。係立法者應實現憲法之意志，非憲法應實現立法者之意志，此為民主憲政體制下當然應有之結論。正當法律程序為憲法原則，係基於憲法之明文規定或經由對憲法規定之體系解釋、立憲精神、憲政理念或價值之理解，所導出之原則，並非立法者透過立法所創造。法律違憲審查，是從憲法觀點審查法律是否違反憲法原則，而非由法律之規定，導出應有如何之憲法原則，並根據此憲法原則，審查其他法律規定是否違憲。 3、本解釋多數意見，以被害人已依法在訴訟上享有一定地位與權利（如解釋理由第4段所列收受裁定、同意修復、對裁定抗告、聲請重新審理等），導出被害人有受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之憲法權利（即到庭陳述意見），不唯所謂「一定地位與權利」之意義不明，以之為發生憲法原則之要件，恐造成日後釋憲爭議，且其推論過程，尚易使人發生憲法原則係由法律實際規定所導出之誤解。換言之，依本解釋之推論，可能發生如下不合理結果：(1) 憲法原則之存否，有時（如本件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取決於現有法律如何規定？(2) 如少事法自始就未賦予被害人前開一定地位與權利（或僅賦予其中部分地位與權利），是否被害人就不可以依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享有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 4、何況司法程序係由參與者一連串之行為所構成，立法者為求整體程序順暢運作，固非不得規定作為裁判基礎之不同行為間，可有一定程度之關連（例如先有起訴行為，才有聲請證據調查、言詞辯論、對裁判不服等後續行為），但就非為裁判基礎之行為，則可依程序目的，由立法者自由形成（例如刑事訴訟法於109年修正時，增訂第七編之三被害人訴訟參與，於一定犯罪案件之被害人，擴大其參與訴訟程序之權利）。 就被害人到庭陳述意見而言，並非構成裁判基礎之行為，與少事法允許被害人收受裁定、同意修復、對裁定抗告、聲請重新審理等，未必有直接關連。從不同之程序法言，法律規定應賦予被害人陳述意見機會，而不賦予直接對裁判不服（刑事訴訟法第271條第2項、第344條第3項），或規定得由法院審酌傳喚其到庭陳述意見，却賦予其對法院之裁定有不服之權（如少事法第61條），均屬為達成各該程序目的，得由立法自由形成範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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