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解釋 釋字第664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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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佈日期：2009/07/31 |
| 解釋爭點 |
| 少年事件法就常逃學逃家虞犯少年收容感化教育之規定違憲？ |
| 至於在最單純的A型範例，由於沒有觸犯其他六目要件，似乎僅屬於「無危害社會性」，如將之收容於少年觀護所，甚或命以感化教育，使得其與其他具「危害社會性」的虞犯，甚至觸法之少年犯，一起生活與教育，難免「相濡以沫」，日後將對其人格發展有負面的影響當可斷定，從而不具有合憲性。本號解釋多數意見就此持違憲的判斷，本席敬表贊同。然而，這批A型逃家逃學者，既然已經逃避以往家庭與學校，再令其返回原處之染缸，顯然陳義過高，也亦使其與壞環境繼續聯繫，而有犯罪之危險。而本號解釋多數意見卻欲讓彼等因本號解釋公佈，而離開感化教育，但原來家庭本已喪失管教功能；學校授課且有一定之進度，斷不會為個別虞犯少年重開課程。因此，國家必須先設計好「承接制度」，否則這種「放任」的態度，已違背國家特別照顧義務。 這種逃家逃學的虞犯，命付感化教育的人數，民國九十六年度，統計為一四二位；九十七年度為一五Ｏ位，至於今年度，由本院少年家事廳所提供的資料顯示截至本號解釋做出之日為止（民國九十八年七月三十日），全國目前僅有三十五位逃家逃學虞犯少年，接受感化教育，佔所有虞犯少年總數（約一百位）中的三分之一左右。也是因為這種A型虞犯有較大的改善空間，以責付或保護管束即足已糾正其行為矣。以本號解釋乃針對接近一半比率的虞犯，來與探究其合憲性，反而捨棄另外一半的虞犯不論。同時既然虞犯的矯正不應和其他受刑人及觸法少年混同，也應一併檢討相關的法制（例如少年觀護所或少年輔導院組織條例）等是否亦有改進之空間，故不無「未竟全功」之憾。 （二）逃家逃學虞犯所侵犯的憲法規範—國家特別保護義務的實踐： 1.國家保護義務： 本號解釋多數意見認為對逃家逃學的虞犯少年，予以收容及施以感化教育，乃侵犯少年的人格權（憲法第二十二條）、違反比例原則，以及憲法對少年的特別保護義務（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二項、第一百五十六條）而有違憲之虞。 本席認為毋庸援引憲法第二十二條，及強調少年虞犯的人格權受侵犯，只需援引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二項，及第一百五十六條的國家特別保護義務即足，以否認本號解釋多數意見之立論。 按憲法第二十二條不是「萬靈丹」。憲法第二十二條之目的，乃是擔心憲法基本人權條款（憲法第七條至第二十一條）的例示規定，恐有掛一漏萬之情形，也為了配合社會發展所產生的「新興人權」，可扮演填補的作用。但是若憲法本身的體系內，已有相關的條文可資適用或透過解釋將其隱含之意思顯現出來，即無庸援引此「以防萬一」的附帶、補充保障。同時動輒主張援引憲法第二十二條，反而會弱化憲法其他條款—最明顯的是基本國策相關規定—以及對憲法全盤意旨探討的深化，以致於無法將憲法的生命力與發展力衍生出來。本案件便是一例。 我國憲法雖然沒有明白提到國家應當特別保障少年的權益。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二項：「兒童從事勞動者，應按其年齡及生理狀態，予以特別之保護」，及第一百五十六條：「國家為奠定民族生存發展之基礎，應保護母性，並實施婦女、兒童福利政策」。這兩個條文出現的兒童，顯然即泛指青少年而言。此由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二項的「按年齡」，得以窺見。同時如果將上述的見解予以縮窄僅限於「童工」，是否即否認國家應當在「童工」與「一般成年工人」為二分法？顯然又與我國憲法擁有其他各國憲法少有的基本國策之用意不合！故國家應當對兒童其青少年為特別的保護，來奠定民族生存發展之基礎。 然而，本號解釋多數意見卻援引國家保障義務，作為認為對逃家逃學虞犯之收容及感化教育，侵犯少年的人格發展權，此乃誤解了國家對少年的特別保護義務！ 吾人應注意：國家應「特別」給予保障的義務，有別於憲法之保障一般基本人權，乃是國家對一般人權提供「普通程度」的保障義務，並適用「一般公益保留」及比例原則。至於顯現在極高度的人權法益（例如人性尊嚴等），以及本號解釋所涉及的少年利益的維護，已晉升到「最高度」的公益，也是屬於國家在人權法制上的「加重保障」（Qualifizierte Garantie），可責成立法者來給予最不同於一般人權的保障[6]。 這種基於「最高度」公益的保障，可以分成兩種：第一種是以積極的方式來要求國家要提出最多樣的措施（給付）來讓少年「最大利益」付諸實現。例如採行「積極司法」（Aktive Justiz）的政策，讓司法權力能夠給少年提供最大的司法救助，讓司法權力不一定非只侷限於扮演傳統的「被動司法」角色不可。就此而言，本釋憲聲請斤斤於論究虞犯少年尚未構成犯罪，應當不屬於司法權拘束之領域；又論虞犯應列歸在行政權（福利行政），無庸在司法權內云云。這種見解也忽視了立法者的權衡事理，將若干「本質上」不屬於司法之事務（例如：公證制度）可列入到司法權範圍。是為司法權的形式面觀察（本院釋字第三九二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准此，法律也可課與任何人涉及到知悉有妨害少年利益之情事時，有向主管機關告發之義務（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九條第一項、第十一條等的知悉從事性交易或有從事性交易之虞）。從而，本法第十八條，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法院，有移送虞犯至少年法院之權限，即使未透過家長，或未獲得家長的同意，亦然，而不會侵犯親權及家長權[7]。如果確有能提供予少年最大利益保障時，亦可獲得合憲的依據。 此亦為立法者必須履行的義務，並透過立法形成來構建制度。再例如：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未滿十八歲之兒童或少年從事性交易或有從事之虞者，如無另犯其他之罪，不適用少年事件處理法及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可見得立法者可以擁有讓一定違法行為（如性交易）少年，接受或不接受本法（或是虞犯）處置之權限。 國家履行特別防衛與保護制度的另一個顯現，乃基於高度的公益，來對相關人民的人權，予以限制。以上述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九條第一項）對有關機關與人員（例如醫師、社工人員）的舉報義務，義務人即不可訴諸言論自由、職業秘密等人權，來抗辯之。同理，在上述本法（第十八條）執法機關移送虞犯至少年法院，亦可對抗父母親權之行使，從而無庸以獲得其同意為必要。至於在其他防止家庭暴力等維護婦女或兒童的法律，亦有類似防止親權濫用或不行親權之規定，不一而足，皆屬於國家特別保護法制的一環。 故國家以法制建立「預防犯」制度，將虞犯（包括逃學逃課的虞犯），命以強制性，而非放任性的態度來收容或命以感化教育，只要確實能達到保障少年權益，別無選擇時，即可獲得國家履行特別保障義務的合憲性，也不違反比例原則，至於此特別保障之義務，應當發揮在法律與政策執行層面，則為事實問題（詳後述）。不應以事實上執行不良，用在作為否認相關法的合憲性的判斷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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