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民主理論大家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 1883-1905)認為：「民主是一種獲得政治決策權的『制度性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在這種安排下，政治菁英彼此競爭，以爭取選民的支持及取得政治決策的權力。」。一般認為，這種「制度性安排」就是選舉，而民主國家透過定期的改選以體現間接民主下主權在民(popular sovereignty)的理想。然而，普遍性的選舉費時、耗財，選舉的花費往往隨著人口的增加與領域的擴大而攀升，水漲船高的競選經費經常超出個別候選人所能獨力負擔，因而衍生出的制度之一即是政治獻金。近年來，美國選舉經費支出日漸龐大，政治獻金的金額也一波高過一波，雖然反映一般人民對於公共事務的關心，但突然暴升的政治獻金，恐怕透露出的是另一種對於政治事務的不滿感。

202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很可能是歷史上政治獻金募集金額最高的一次選舉。依據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官方統計數據，截至2020年10月20日，在這一輪的大選中各政黨共募得31億7千餘萬的政治獻金(參見圖一)，相較於2008年以來的歷次大選，金額都在15億美元上下，今(2020)年總統大選的政治獻金金額已經突破歷史的新高點。其中，Michael Bloomberg在民主黨黨內初選一個人即花費了超逾11億美元，兩大黨候選人民主黨的Joe Biden募得5.4億餘美元，而現任的總統Donald Trump則募到4.7億美元；相較於2016年的總統大選，民主黨的Hillary Cliton募到5.8億美元，而當時的D. Trump只募到3.5億美元；但2012年時尋求連任的Barack Obama募到7.4億美元，而共和黨的Mitt Romne 募得4.8億。顯見商人出身的D. Trump，其募款能力並沒有勝過於典型的政治人物。

圖一  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政治獻金創歷史新高

資料來源：FEC

政治獻金是一般人民慣常性政治參與的一種。一般而言，政治獻金增加可以預料投票參與率將隨之上升。事實上，21世紀以來，美國選民的投票率並不高，依照學者的統計分析，美國選民的實際投票率約在五成五上下(參見表一)，相比台灣總統大選的投票率，一般都在七成五左右，美國總統大選投票率並不算高。但隨著選戰激烈程度的增加，預估投票也會跟著提升，2020年美國合格選民數約在2.4億左右，是否有可能突破上(廿)世紀二戰結束以來的六成二高點，成為許多政治觀察家關注的焦點。

表一  美國總統大選歷年投票率

資料來源：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statistics/data/voter-turnout-in-presidential-elections

但是倘若投票參與的突然大幅提升，對於民主政治的影響為何。早期政治文化研究認為，民主政治只需要「間歇且潛在」(intermittent and potential)的參與，公民狂熱地政治參與帶來的很可能是混亂與不安，他們提出「沉睡小狗」(sleeping dogs)理論，認為大多數人民其實鮮少關心政治，但倘若因為政治醜聞、過高的失業率、通貨膨脹或者實施不受人民歡迎的政策時，人民往往會在下一次選舉中讓現任者下台。因此，倘若陡升的投票率來自於人們內心的不滿感，卻在「政黨極化」的政治情境中，不滿的一方無法透過超逾對方的選票替換執政者時，兩派間的對立很可能會釀成一場新的政治災難。如何消除這可能的政治混亂，普特南(Robert Putnam)所關注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概念或許是一條可能的出路。美國是否在廿一世紀逐漸重拾社會資本，重新建構起具團結、信任、容忍等德性的社會網絡，將是當代美國民主最重大的考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