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義、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可以視為是西方政治思想家，思考政治生活的三種意識型態：功利主義追求福祉的極大化，注重結果；自由主義尊重自由，強調義務、權利；而社群主義採取目的論思考，重視美德的發揚。其中前兩項是西方歐美思考主流，從「個體」出發；但社群主義者則認為，除了福祉計算、對先驗自由的尊重外，還有一種共善 (common goods) 在指引著我們的政治生活，這就是所謂的「美德」，體現在「群體」的生活中。

古典功利主義 ( 例如邊沁 , Jeremy Bentham ) 以為，把個人快樂加總，就能得到 社會全體的幸福 (happiness) ，立法或決策的標準就是讓這幸福極大化。因此，從古典功利主義來看， 「 禁止趴趴走 」 倘能讓整體社會「效用」 (utility) 極大化，就是對的政策。邊沁等古典功利主義者，並非反對道德 ( 如自由、權利 ) 的存在，但邊沁為功利主義辯護說，所有道德主張，其實骨子裡都有增進最大幸福這一概念，只是人們嘴上不說而已。即使如此，古典功利主義依舊存有一個縈繞不止的難題 ，亦即 在維護大多數人幸福的同時，被隔離的這些少數人，權益如何獲得保障？

被推為功利主義的集大成者彌爾 (J. S. Mill) ，試圖填補功利主義的可能缺失。彌爾認為，這些少數人的權益確實應該被尊重，但他強調我們應該要 「 看長遠 」 ，如果時間夠長，人們還是會追求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因此，諸如個人自由或權利這些道德，之所以必須獲得維護，是因為長期來看，這些道德 「 有利 」 於社會。但這似乎並未為道德奠下穩固的基礎，如果道德值不值得維護，是來自於其長期是否有助於社會，因此倘若有一個社會在專政獨裁下「萬民安泰」，但卻是奠基在人權侵害的基礎上，我們難道就應該接受這樣的社會統治？

現代自由主義大師羅爾斯（ John Rawls ）因此反對功利主義。羅爾斯在《正義論》一書中，重新創建了正義的原則。羅爾斯首先提問，在原初狀態 (original position) 下，人們會選擇怎樣的原則來組成社會呢？針對此，羅爾斯認為，我們必須先消除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就猶如躲在無知之幕 (the veil of ignorance) 後面一般，由於人是理性的，具有自由意志，因此在無知之幕後，沒有人具有談判優勢，這樣談出來的原則，就會符合正義。在無知之幕後，羅爾斯認為沒有人會選擇功利主義，因為功利主義犧牲了少數人的權益，因為大家會想：說不定我會淪為受壓迫的少數。

羅爾斯指出，在無知之幕拉起後，為了防患未然，避免自己淪落為受歧視的少數、弱勢，我們將會同意每一個人都應享有平等的自由，這就是其正義的第一原則：平等的基本自由原則；其次，羅爾斯並非無視現實社會中不平等的存在，但羅爾斯認為，這樣的社會不平等，只有當社會的底層人民也能因此獲益時，這樣的不平等才是道德上可被接受的，這就是其正義的第二原則：差異原則。因此，從羅爾斯的角度來看，政府是由人們同意而成立，政府頒布的禁止趴趴走政策，如果適用所有人，同時對被隔離者的限制，能保障更弱勢者，就是對的政策。

社群主義者桑德爾 (M. Sandel) 則認為，現代自由主義把個人脫離群體，以及在 「 無知之幕 」後探求正義原則， 並不符合生活的現實。社群主義者認為，我們都不是單純的個體，我們都活在某個群體中，因此人不是自願者，而是 「 敘事者 」 ，而所有的生命敘事都有某種 「 目的論 」 ，社群主義哲學者麥金泰爾 (Alasdair MacIntyre) 進一步解釋說：「吾人面臨的本身處境，一定都背負者某種社會身分：我是某人子女、某市公民，我屬於的宗族、部落、國族。因此，對我是良善的，對角色雷同的某人也是良善。既然如此，我從我的家庭、城市、部落、國族的過去，繼承了各種債務、遺產、正當期望、正當義務。這些構成我的人生已知，我的道德起點。」

簡言之，社群主義者認為，人做為社群的一員，就負擔有團結義務或成員義務。例如，我們對於家人的愛、愛用國貨 ( 愛國心 ) 等，都是這種義務的表現。這種義務並非出於同意或者自願，而是在社群中即有的義務。這樣的義務也帶出了團結與歸屬。例如，我們會對自己的同胞在國外的粗鄙行為感到羞恥，也會對自己的同胞在外的優異表現而感覺光榮，這種榮辱與共即是社群的歸屬感。有歸屬就有責任，因此防疫居家隔離， 「 禁止趴趴走 」 是作為社群成員的義務，是作為團體一份子的責任，並不是為了大多數人，也不是為了弱勢者，是一個人必須承擔的正當義務，而刑罰則是違反這義務所進行的處罰。

政策論辯有各種不同的角度，可以同時包含實然面與應然面。政治哲學作為規範性政治學的一環，除了可以做為一個良好政治生活的指引外，也能成為各種不同觀點討論、激盪的基礎。政治生活體現人類高貴的理性情操，而政治學則是這高貴情操的理性匯總，這應當就是為何政治學被古哲人推為「首要科學」 (master science) 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