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造成全球傳染病流行的新型冠狀肺炎 ( 以下簡稱新冠肺炎 ) ，恐將嚴重衝擊全球化的進程。上 ( 廿 ) 世紀末風起雲湧的全球化浪潮，自 1999 年 WTO( 世界貿易組織 ) 西雅圖年會遭遇困頓以來一度消沉，當前面臨高度不確定的環境危機，全球治理 (global governance) 與全球公民社會 (global civic society) 似乎再一次 面臨 難以因應的窘境，「重返國家」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或將成為唯一有效的解方。

全球化是一種跨越國界的多重連結與互動過程。顯現在各種經濟、社會、政治、文化、軍事和環境現象的加速整合上，形成日本學者大前研一所說的 「 無國界的世界 」 (borderless world) 。全球化的興起，將對構成當代國際社會基本單元的主權國家，其權力與地位產生怎麼樣的影響，學者間一度出現激烈爭辯 ： 全球治理是否將取代主權國家的治理；全球公民社會是否會成為 「 世界村 」的前哨站？對於這些議題的討論，我們從新冠肺炎的全球散佈以及各國家的對應措施，或將獲得不少啟發。

首先，全球治理在現階段仍有其侷限性。所謂的全球治理是一種多層次治理 (multi-level governance) ，是一種超國家組織和次機構持續成長，公共管理權力彼此重疊和內連的型態。簡言之，全球治理並非取代國家治理，而是在全球性組織、區域性組織和國家組織間，形成系統性的互動連結。然而，這種 「 理想的」治理型態，在這一波的新冠肺炎危機中，缺陷表露無遺。當傳染病來襲時，大多數國家多抱持 「 壁上觀」的心態，作為全球防疫最高組織機構的世界衛生組織 (WHO) ， 雖一度派遣公衛專家進入病源地中國武漢勘查，但其發布的訊息，僅有部分國家遵循，但也遭一些國家質疑，從而削減其治理的正當性基礎；另一個可觀察的標的則是華爾街股市，理論上在全球市場一體化的當代，道瓊工業指數和那斯達克指數，理應作為全球經濟表現的「先行指標」，特別是這次新冠肺炎首發在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而中美間具有高度的貿易依存，兩大指數不但未在中國宣布封城的第一時刻立即反應，甚至必須等到兩個多禮拜後，美國股市才「驚覺」疫情的嚴重性，先行指標淪為落後指標，全球治理的理想顯然仍有一大路段要走。

其次，全球公民社會在這一波的新冠肺炎中，並未形成全球性的社會互助運動。理論上，當全球性組織、區域性組織和國家組織面臨失靈時，全球公民社會作為全球私領域的一環，理應取而代之。我們在日本三一一震災、中國四川震災以及東南亞海嘯期間，都能觀察到全球公民社會「心手相連、同舟共濟」的大無畏行動。但在這一波的傳染病疫情中，除了少數在中國有投資利益的企業進行援 助外，中國紅十字會的表現荒腔走板，而其餘國際性非政府組織 (INGO) 也未見有積極性的行動，在各國相繼進行邊境封鎖的同時，全球公民社會似乎仍不能免於政治力的影響之外。

面對不確定的環境危機，全球治理面臨重大挑戰， 「 重返國家 」或 成為有效的替代方案之一。截至目前為止，疫情防疫得宜，並受到其人民較高肯定與支持者，主要是一些具有較高國家自主性 (state autonomy) 的國家，他們擁有高度的國家能力，可以不理會社會中其他勢力的要求，而能自行決定其行動，其中台灣即是其中代表性的例子，從管制口罩出口、限制人員移出入、配給口罩，並且對疫區歸返人員進行具處罰性的隔離等措施，雖不無侵害人民基本權利之嫌，但較低的確診數和死亡率，使得政府的此些舉措獲得大多數台灣人民的支持。雖然這樣的作法與全球治理的理想不相吻合，但這也顯示出在追求民主的當代，全球治理的目標達成，或將更倚賴而非遠離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