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底，中國武漢地區陸續傳出新型冠狀肺炎(COVID-19，以下稱「武漢肺炎」)感染患者，由於迄今(截至2020年2月上旬)尚未研發出特效藥，中國各地方政府為全力防止病情擴散，陸續採取「封城」管理措施，希冀透過全面性人員流動管制，降低疫情擴散。在非常時期，政府基於「國家整體利益」考量，強行介入干預人民生活，是一項「正確的」決定嗎？政府為保護大多數人健康，強制隔離少數染病患者，這樣的作為「適當」嗎？另外，以抗疫為名，強制徵用民間物質和人力，這符合「道德」嗎？曾任教於哈佛大學的兩位政治哲學家諾齊克(Robert Nozick, 1938-2002)和羅爾斯(John Rawls, 1921-2002)，即曾對甚麼是「正義」(justice)，進行過激烈論辯。面對中國政府針對武漢肺炎(COVID-19)所進行的封城管理措施，諾齊克和羅爾斯可能會做出怎樣的回應呢？

諾齊克和羅爾斯同屬自由主義陣營，都不滿意功利主義者的正義觀。諾齊克和羅爾斯認為，古典功利主義者 (例如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 以為，把個人快樂(pleasure)加總，就能得到社會全體的幸福(happiness)。因此，立法或決策的標準就在於能否讓幸福極大化，這就是「最大幸福原理」，當前中國各地方政府的封城管理措施，相當程度反映了功利主義者的觀點。然而諾齊克和羅爾斯卻質疑，基於「最大幸福原理」，少數者的權益如何獲得保障？其次，正如同另一位自由主義大師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所說，功利主義者錯把「幸福」與「良善」(goodness)搞混，道德並不能僅靠感官經驗，一時的利益、偏好會隨情況改變，根本不能成為普世人權的基礎，同時人具有自主(autonomy)性，是有尊嚴的理性動物，如果一個人必須依外在決定而行事，做一件事是為了另一件事，這時人就成了追求目標的「工具」，而非「目的」。

諾齊克和羅爾斯同樣反對功利主義，但兩者建構的正義觀卻大相逕庭。諾齊克是高度的「權利」(right)擁護者，其主張的道德核心是：自我所有權(the thesis of self-ownership)。每一個人都是權利的擁有者，不容其他人或群體侵犯，由此建構出「最小限度政府」(minimal state)的概念，諾齊克：「我們對於國家的結論便是最小化政府，限制在提供保護以制止暴力的最小功能上，如偷竊、詐欺，並且監督人們互相訂定之契約的執行等等，這些都是正當的；但若再進一步擴張國家，便會侵犯到個人權利，這便是不正當的；最小化國家便是以這些作為原則。兩項重要意義為，政府不可以動用強制手段，逼迫某些市民去援助其他市民；或是為了政府自身利益以及進行保護服務，而去禁止人們的行動。」

基於以上，諾齊克反對家父長式行政或立法，一個行為或政策，是否合乎正義，不是從「結果」來論斷，而是產生這結果的「過程」。因此，諾齊克做為「自由至上主義」(libertarianism)的代表性學者，當前封城管理措施事實上已經超逾了最小限度政府的功能，應當加以反對。雖然諾齊克排除了政府強制性措施的正當性，但其仍強調，關鍵在於人們是否是「自願」，面對疫情對於個人「權利」的侵害，人們將會進行自願性行動。因此，最小限度政府應該要做的是，確保自願性途徑的暢通，同時對於非常時期出現的哄抬物價、囤積物資等行為，諾齊克認為當務之急是恢復或強化市場機制，而非由政府越廚代庖。

另一方面，羅爾斯基於契約論原初狀態(original position)的假設，提出兩項正義的原則：「平等的基本自由原則」和「差異原則」。羅爾斯認為，依據出身、天賦所做的分配，是把分配建立在道德的恣意因素上，這些都不是人所能掌控，或者透過努力可以改變，因此只有符合差異原則的分配，才是正義的分配。為落實差異原則的分配，羅爾斯認為政府必須適時介入，因此衡量政府政策或作為是否合乎正義原則，不在於起跑點或機會的平等，羅爾斯接受不平等的存在，只要這樣的不平等，也能讓社會最弱勢者因此獲益，這樣的不平等即是道德上的善，這樣的政策就是符合正義的決策。因此，對於羅爾斯而言，當前中國各地方政府的封城管理措施，是否具有道德上的正當性，不在於社會上大多數的人是否因此受益(這是功利主義者的觀點)，而是封城管理措施是否也能為這些不幸染病者帶來利益，如果有，這就是一個符合正義的正確決策；同樣的理路，政府針對防疫物資、生活日用品、醫護人員的強制分配或徵用，也必須符合差異原則，必須讓這場疫情風暴下的最弱勢者，也能因為政府強制的介入而獲益，這才是符合正義原則的正確政策。

諾齊克和羅爾斯基於「個人主義」各自建構其正義觀，但批評者認為，他們將正義與「美德」(virture)脫鉤，無法實際解決人類社會所面臨的問題，代表性學者即是哈佛大學的桑德爾(Michael Sandel, 1953)。桑德爾作為一位社群主義 (communitarianism) 者，其認為我們都不是單純的個體，我們都活在某個群體中，因此人不是「自願者」，而是「敘事者」。所有的生命敘事都有某種「目的論」，人做為社群的一員，就負擔有團結義務或成員義務，例如我們對於家人的愛、愛用國貨(愛國心)等，即是這種義務的表現。這種義務並非出於同意或者自願，而是在社群中即有的義務，這樣的義務也帶出了團結與歸屬。例如，我們會對自己的同胞在國外的粗鄙行為感到羞恥，也會對自己的同胞在外的優異表現而感覺光榮，這種榮辱與共即是社群的歸屬感，而有歸屬就有「責任」。因此，面對武漢肺炎(COVID-19)所進行的封城管理措施，不是個人主義考量下自願，或者是對最弱勢者是否有益的問題，考量的重點是「社群義務」，是一種出於手足之情的責任和「美德」。自由主義者和社群主義者相左的觀點，部分反映了新聞輿論與一般人民，對於政府角色定位的認知與評價，孰是孰非不但是實務政治難題，也是大哉問的政治哲學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