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 ( 廿 ) 世紀戰後以來，如何創造政治秩序 (political order) ，維持政局穩定，一直是政治發展 (political development) 關注的焦點。 S. Huntington 在其名著《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 (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1968 ) 認為，政治制度化速度必須快於政治參與才能創造穩定；其高足福山也在《政治秩序的起源》 (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2011 ) 兩大冊中，提出三項指標衡量政治衰退。香港新銳學者閻小駿，近期同樣問了類似問題：中國共產黨如何在廿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急速的經濟基礎轉型中，成功保持上層建築的高度適應性，和國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總體穩定性 ? 為何中國歷經天安門事件、蘇東波共產國家解體浪潮、顏色革命、茉莉花革命等等重大侵襲，治安維穩經費年年上升、上訪、陳抗頻傳，但 「 中國崩潰論 」 卻始終猶如放羊孩子的呼喚並未成真呢 ？
對於這樣的大哉問，閻小駿以十餘年的田調成果，提出了相當簡潔的論點。閻氏在 《 中國何以穩定 ： 來自田野的觀察與思考 》 一書中指出，中共為了維護政權安全和政治穩定，同時展現了國家力量的「彈性」和「剛性」，前者是指政權吸納；後者則是預防式管控，由此構成政權的「韌性」，成為一種「學習型政權」，這就是所謂的「中國方案」。

政權吸納的關鍵在於，如何正確處理馬克思理論中所談 「 階級矛盾 」 的問題。特別是對中共而言，一個標榜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如何看待改革開放後新興的致富者，以及經濟轉型中傳統的社會支持力量 ： 農民與農村漸趨貧窮的現實。閻氏指出，對於社會流動性的增加，中共政權吸納的方式，主要有四種 ： 菁英吸納、階層聯合、參與式治理與政治同盟。菁英吸納是指，中共將農村地區的 「 先富階層 」 委任為村黨支部書記；對於城鎮中的領袖以強化地方政協的方式攏絡，形成階層聯合；市場經濟下的中國農村治理素質，則以改善村民代表會制度的方式因應，落實參與式治理；政治同盟則是指，重視統戰的作用，構建改革開放時代社會各階層間的新政治聯合。

在軟的一手外，也保有硬的一手，這就是預防性控管。主要的關注點就是，如何消彌可能的學生運動，以及管制社會矛盾加劇下的各種上訪、維權抗爭，所引起層出不窮的「群體事件」。在維護中國大學校園的政治安定上，中共除了強化共青團的功能外，也透過各種政治教育，以及遍布各系所的「政治輔導員」、 「 學生工作組」甚至安插在學生間專職的 「 學生信息員」，嚴密監控大學生的各種群體集會與思想傾向；而對於各地方基層的可能不滿，則是強化上下的控制鏈，透過漫布各地的信息員，預先掌握情資，制度化跨境協作，構織綿密的 「 穩定之網」。

無疑地，閻氏的立場展現了「新國家主義」的觀點，中共政權穩定的原因，顯然並不同於西方國家政治發展歷程中所面臨的困難。西方式政治發展方案隱含著，國家如何退讓於公民社會，藉由國家與社會間權力的均衡，獲致政治的穩定、創建政治秩序。然而，中國故事所提示的中國方案卻是強化國家的權力，透過對社會力的吸納與管控，創造迄今為止平穩的政治秩序與高速的經濟發展，有效對應社會結構轉型過程中的各項危機。即使如此，閻氏並未解釋的一點是，在眾多的非民主政權中，為何 「 僅有 」 中共治理下的中國成功轉型為 「 學習型政權 」？為何獨獨 「 只有」中國，可以免除和平演變的國際壓力？中國方案具有可移植性嗎？其他國家是否可能沿襲中國故事的步伐，而這又會對二戰以來的國際秩序產生怎樣的衝擊？這些議題不但是下階段學者界應該關注的焦點，也是政治實務上無法迴避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