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2019) 年 8 月 22 日，韓國決定終止與日本的 《 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 》 (GSOMIA) 。這項直接針對北韓軍事動態，並可延伸對北京與俄羅斯的情報交換協議，在美國川普政府退出 《 中程導彈條約 》 ，對北韓試射短程飛彈大開 「 綠燈 」，以圖謀在東亞等地佈署中程導彈 的同時，更顯詭異。自上 ( 廿 ) 世紀冷戰以來，東北亞的安全穩定實質繫於美日安保體系，形成 「 美 + 日 V.S. 中 + 朝 」的平衡格局，南韓的軍事地位則隨著駐韓美軍從高峰期的約七萬名，降到目前的不足三萬人，逐漸邊緣化。南韓進步派政權追求國家自主的初衷可以理解，但缺乏整體規劃，將內政上的競爭錯誤連結對外政策，激起日韓兩國對立的民族主義情緒，恐將攪亂東北亞的區域安全情勢。

戰後日韓關係的發展構築在冷戰結構下，面對國家復興與共同威脅所激發的脆弱基礎上。 2018 年 10 月，韓國最高法院在二戰時期徵用工訴訟乙案中，判決日本製鐵（原新日鐵住金）敗訴，致使日本企業成了訴訟和資産扣押的對象。對於戰爭期間，日本政府不當徵用韓國勞工乙事，雙方爭議已久，成為戰後日韓兩國關係正常化的癥結點，惟面對韓戰後國家重建的需要與對北威脅的警覺， 1965 年 6 月 22 日，日韓兩國在經歷 13 年零 8 個月的冗長談判後，雙方在日本首相官邸簽署《韓日基本關係條約》、《關於旅日朝鮮僑民法律地位和待遇的協定》、《日韓漁業協定》、《日韓關於解決對日財產請求權和經濟合作的協定》、《日韓關於文物及合作的協定》等文件後正式恢復邦交，惟當時並未公布雙方建交的交易條件，由此埋下爭議的源頭。

日韓的戰後和解，在韓國進步派陣營執政後面臨挑戰。 2005 年，韓國公布日韓建交外交資料，依據當時會談紀錄，韓方曾提出 3.64 億美元的補償要求，雙方最終商定，日本提供 3 億美元無償援助、 2 億美元有償援助，以及 3 億美元商業貸款，「一次性解決」受害者索賠問題。簡言之，日方希冀透過經濟合作模式以交換韓國政府放棄「索賠權」。然而，當時的朴正熙政權並未將補償金發放給受害者，而是用來發展經濟，只在 1975-1977 年間根據《對日民間索賠補償法》等相關法律，在有限的範圍內發放了少量的補償金。 1998 年，進步陣營的金大中當選總統，惟面對 1997 年所爆發的金融危機，暫時性穩住日韓關係，之後進步陣營的盧武鉉總統執政時期，即因為一連串的歷史爭議，加劇雙方間的矛盾，所幸接下來的十年由保守陣營的李明博與朴槿惠執政，日韓關係雖未明顯改善，但對立的分歧受到有序的控管。

促成當前 日韓關係迅速惡化的直接導火線是，文在寅政權過度操弄韓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引發安倍政權的反射性對抗。對於韓方 「 重炒 」 已經政治解決的徵用工議題，日本安倍政府也不甘示弱，以管制高科技關鍵零件和踢出貿易出口 「 白色名單 」 作為反擊。受挫的文在寅政府，一方面訴諸「經濟民族主義」投入重金，希望在最短的時間內，擺脫對日本的科技依賴；另一方面，則進一步舉高「政治民族主義」大旗，針對喧鬧已久的慰安婦爭議，文在寅政府一反前政府的政策態度，解散和解與治癒基金會迫使《韓日慰安婦協議》實質性凍結，甚至韓國國會議長文喜相還發言表示，要求日本天皇就慰安婦問題道歉，為日韓對立 「 加油添柴」 。日本政府的反應，或許屬於預防性措施，而使得爭端侷限於日韓兩國間，但韓國進一步廢除 GSOMIA ，則將兩國歷史爭議轉化成區域安全議題。

在中美霸權競爭格局下，「敵我區隔」是現階段的重點。雖然韓國在東北亞的戰略地位重要性在下降中，使得東北亞區域的穩定，仍舊繫於冷戰以來的美日安保體系。韓國退出 GSOMIA 短時間內當然不致使得東北亞安全局勢產生巨變，但應當擔憂的是， GSOMIA 事件究竟是「第一槍」還是「就此打住」 ？民族主義是一把雙面刃，當政治人物有意識去煽動民族情緒時，如何回歸有序的國際互動，恐怕將考驗日韓兩國領導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