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解釋 釋字第755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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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佈日期：2017/12/1 |
| 解釋爭點 |
| 就監獄行刑法第6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1項第7款之規定合併觀察，其不許受刑人向法院請求救濟，是否與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違？ |
| 解釋意見書 |
| 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大法官 許志雄 提出 監獄行刑法第6條規定：「（第1項）受刑人不服監獄之處分時，得經由典獄長申訴於監督機關或視察人員。但在未決定以前，無停止處分之效力。（第2項）典獄長接受前項申訴時，應即時轉報該管監督機關，不得稽延。（第3項）第一項受刑人之申訴，得於視察人員蒞監獄時逕向提出。」同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7款規定：「受刑人不服監獄處分之申訴事件，依左列規定處理之：⋯⋯七、監督機關對於受刑人申訴事件有最後之決定。」本號解釋宣告，上開規定不許受刑人向法院請求救濟，與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違；相關機關至遲應於2年內檢討修正監獄行刑法及相關法規，就受刑人及時有效救濟之訴訟制度，訂定適當之規範；修法完成前，受刑人就監獄處分或其他管理措施不服，得經申訴後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救濟。就此部分，本席敬表同意。 惟多數意見表明，受刑人「唯於監獄處分或其他管理措施逾越達成監獄行刑目的所必要之範圍，而不法侵害其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且非顯屬輕微時，本於憲法第16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始許其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救濟。」本席認為，其過度壓縮受刑人請求法院救濟之權利，涉及訴訟權核心內容之侵害，礙難同意。又系爭規定何以違憲，解釋理由書之論述似未盡周延，且本案涉及在監關係之性質與法理，以及受刑人之人權等問題，實有探究之必要，爰提出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析述如下。 一、特別權力關係理論之突破 受戰前德國及日本影響，特別權力關係理論在我國盛行數十年。依該理論，特別權力關係適用特殊之法理，與一般權力關係大相徑庭。其主要特徵如下：一、公權力無須法律依據，即具有命令權及懲戒權等概括性之支配權；二、即使無法律依據，公權力亦可限制相對人之人權；三、公權力之行為，原則上不受司法之審查，相對人之訴訟權遭限制。要之，特別權力關係理論適用之特殊法理，包含法治主義（法律保留原則）之排除、人權保障之排除及司法審查之排除。按公務員關係、在學關係及在監關係（含監獄與看守所），堪稱典型之特別權力關係事項。惟三者成立之原因不一，或出於相對人自願，或基於法律之強制性規定，且其事物性質差異甚鉅，如何能藉特別權力關係統一說明[1]？易言之，特別權力關係理論係以一般性、抽象性之「特別權力關係」概念，涵蓋各種實質迥異之法律關係，而藉演繹方法將其特殊法理一體適用。此一理論欠缺正當性及合理性，不待贅述。尤其，上開特殊法理顯然背離立憲民主精神，無怪乎特別權力關係被稱為法治國家之黑森林或原始林[2]，備受質疑。 戰後德日實施新憲法，強調法治國家原則，特別權力關係乃喪失存續之基礎；如今，特別權力關係理論已成明日黃花，學說見解紛紛以特別法律關係或特別義務關係代之。我國自1960年代中葉起，學界開始引進新理論。而釋憲實務上，1984年司法院釋字第187號解釋首開先河，對特別權力關係事項不得爭訟之原則加以挑戰。嗣經大法官數十年努力，累積近20號解釋後，於公務員關係及在學關係方面，皆已突破特別權力關係之窠臼。公務員關係部分，承認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釋字第246號、第270號、第455號、第491號、第614號及第658號解釋參照）、公務員服公職之權利與訴願訴訟等爭訟權之保障（釋字第243號、第266號、第298號、第312號、第323號、第338號、第483號、第491號及第575號解釋參照）。在學關係部分，承認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釋字第380號解釋參照）、學生受教育權與其他基本權利及爭訟權之保障（釋字第382號及第684號解釋參照）。 至在監關係方面，特別權力關係亦見鬆動，於受羈押被告部分，釋字第653號解釋認受羈押被告之憲法權利之保障，除人身自由及因人身自由受限制而影響之權利外，原則上與一般人民所得享有者並無不同，並肯定受羈押被告之訴訟權應受保障[3]；於受刑人部分，釋字第691號解釋表示，基於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受刑人不服行政機關不予假釋之決定，得請求司法救濟。本號解釋又往前跨越一步，承認受刑人有受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且於基本權利受侵害時，有循訴訟請求司法救濟之權利。但如解釋理由書所示，監獄對受刑人所為之管理措施「如其未侵害受刑人之基本權利或其侵害顯屬輕微，僅能循監獄及其監督機關申訴程序，促其為內部反省及處理。唯於監獄處分或其他管理措施逾越達成監獄行刑目的所必要之範圍，而不法侵害其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且非顯屬輕微時，本於憲法第16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始許其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救濟。」受刑人訴訟權之保障範圍仍受侷限。由此可見，於在監關係上，特別權力關係理論之遺毒仍未盡祛。 二、受刑人之人權 人權乃人之為人當然享有之權利，係維護個人尊嚴所不可或缺者，具備固有性、不可侵犯性及普遍性等特性。受刑人雖因犯罪而受處罰，但其作為人之尊嚴應予尊重，仍為人權之主體，原則上與一般人相同，享有一定之人權。職是之故，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0條第1項明定：「自由被剝奪之人，應受合於人道及尊重其天賦人格尊嚴之處遇。」聯合國大會1990年12月14日A/RES/45/111號決議通過之受監禁者待遇基本原則（Basic Principles for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第5點進一步規定：「除可證明屬監禁所必要之限制外，所有受監禁者均保有其在世界人權宣言，以及（如各該國為後列公約之締約國者）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其任擇議定書所規定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並包括聯合國其他公約所規定之其他權利。」 惟在監關係之存在及其自律性，應屬憲法本身承認之憲法秩序構成要素（憲法第8條規定參照）。對受刑人之人權加以限制，所以具有正當性，根據在此。蓋受刑人入監服刑，於監獄形成之生活關係異於通常社會，故在監關係有其特殊性，可謂具備一定自律性秩序之特別法律關係。基於此一前提，受刑人之法律上地位難免產生變化，與一般國民有所不同。而且，監獄行刑包含監禁、戒護及矯正等目的，加上監獄之秩序、紀律及安全必須確保，則受刑人與一般人相比，權利受到較大之限制，要難否認[4]。問題是，何種權利、於何種程度內受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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