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解釋 釋字第656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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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佈日期：2009/04/03 |
| 解釋爭點 |
| 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由法院為回復名譽適當處分合憲？ |
| 解釋意見書 |
| 協同意見書： 大法官 陳春生 本號解釋多數意見指出：「民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後段規定，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所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如屬以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而未涉及加害人自我羞辱等損及人性尊嚴之情事者，即未違背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而不牴觸憲法對不表意自由之保障。」 對此解釋原則本席敬表同意，以下謹述幾點淺見以為補充： 本解釋牽涉兩個層次問題，一是，本號解釋之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其中公開道歉並非法律概念，或屬道德領域之行為，是否可以於法無明文情況下，導引入法規範領域，並發展成為民法上回復名譽之一種制度。二是，若為肯定，則其界限或範圍何在？簡單說明如下： 壹、關於第一問題，首先究明道歉之意涵，其次說明法之特質與功能： 一、關於道歉概念之意涵 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是否憲法上允許問題？首須判明道歉之意涵。 道歉一詞本非法律概念，因此其內涵與特徵，雖實務上長期援用，卻未必明確。道歉之實質內含可能包括：承認自己行為在道德上之錯誤，或因此進一步承認自己人格之低劣，或進而表示將來改過遷善之決心，等程度之不同。而其範圍亦可能包含更正啟事、刊載全部或部分判決。 而道歉除可將其視為實體概念外，亦可能將其解為形式之概念，即其內涵於具體案件，依當事人之請求內容與方式充實之。亦即，將其解為形式概念，則內容由法院依申請人之道歉內容決定之；若視為實體概念，則應由立法者將道歉之概念特徵明定。而無論如何，即使目前道歉之概念未於法律明確定義，未嘗不可引進法之領域而適用。 二、法與道德之區別 公開道歉原本應可劃歸道德領域。 過去對於道德與法律之區別，有各種見解，諸如法規範人之外在，道德規範人之內在。或法規範乃具有強制性，此為其重要特徵。或法乃最低程度之道德。上述論點，有些於現行時代容有再討論空間，惟就向來法與道德之內在、外在區分主張，多少可見兩者本質上之不同。 法與道德之區別，其一為法之外部性與道德之內部性，依Radbruch[1]之見解，1.法為規範人外部行為，道德則規範人內部型態，此為法與道德其基礎（根本）上之不同。2.從目的主體而言，法之價值乃某一行為對人類共同生活之善的表示，而道德之價值本身即是善的表示。3.課予義務方式之不同，道德依其義務之感情而為，法則允許其他動機存在，只要合乎法規要求即可。4.正當性之來源兩者不同，法課予行為人義務，是來自外來之意志，即他律性，道德之義務則是發自固有之人倫人格，即自律性。 而兩者於社會規範中，常互為表裏，相輔相成，因此，從民法上，第一條，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以及某一倫理道德規範若未牴觸民法上公序良俗，只要合乎社會通念為社會大眾接受者，未嘗不可轉換成法規範之概念或制度。而某一道德，除未牴觸民法規定外，是否亦應受公法上原則或憲法上基本權利保護之限制？此於國外（如德國[2]學界、實務界見解）及國內學界，多予肯定。 三、法與強制 一般認為，法具有強制性，指對於違反法規範者，可以違背其意志課予其刑罰、損害賠償等，並具有最終地經由物理上之實力排除當事人的抵抗之制裁規定。 強制之概念，雖被頻繁使用，其內容相當複雜，基本上乃與自由概念相對應，在政治、道德與法之領域，其具體意涵有相當差異。在法之領域中所謂法上制裁，可有以下三種意義：1.對於欲違反法規範者，為確保其遵守之意圖，所為之制裁上威嚇。2.行使物理上實力之直接制裁之實行行為3.為法規範之實現，可違反當事人之意志，而最終地以物理上實力之行使之謂。 固然，在今日法之機構不只發揮對脫序行為之抑止、公權力行使之規制等消極之功能，並以各種各樣之方法擴大市民之能力、促進其自發之活動，發揮多樣文化、經濟之功能。但是，儘管法律如此地多樣、圓滑地發揮擴大其功能，但唯有依賴有效地實力行使之法規制，才可能鞏固其基礎。如此般，不論市民相互間或經由國家之強制權力，所謂實力行使之法規制，不論法功能如何多樣化與擴大化，法之強制如何退至背後，對於法功能之發揮，仍占基礎之位置。而此強制力正是道德較少具有者。而基於民法第一條不排除習慣作為民事紛爭之適用依據，且本件系爭之以登報道歉為回復名譽之方法，亦為我國向來民事審判實務所採行，是以將性質上屬道德領域之登報公開道歉，引進法律規範領域成為一制度，法理上應無窒礙難行之處。 四、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之容許性 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之容許性，法理上有不同見解，比較法上，在日本有認為，受強制執行或刑罰、有罪或有責判決本身，對被告而言均為一種屈辱，但此與命被告表明和法院意見相同所受之屈辱，不只有程度上之差別，而是本質之不同。又現今民事責任制度，將行為者之制裁，由國家公權力，公共權力制裁分出來，而以填補被害人損害為目的。命刊登道歉啟事，以判決命行為人為超越民事目的，且會留下不必要副作用的處分，實屬不當。 但亦有認為，不伴隨道歉意思之道歉，在法的世界中，對於被害人仍具有意義，因為所謂名譽乃社會上之觀念，因此在社會通念上，會認為登報道歉係回復被害人名譽之有效方法（日本最高裁判所昭和31.07.04大法廷判決，田中耕太郎，協同意見書）。 吾人基於上述理由，應認為可以允許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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