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解釋 釋字第582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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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佈日期：2004/07/23 |
| 解釋爭點 |
| 共同被告不利己陳述得為他共同被告罪證之判例違憲？ |
| 所謂「人與自己最親近，不入自己於罪」，所揭示禁止自我否定之法則。不問係自我肯定或自我否定，在邏輯上，皆屬自己證明自己之循環論證，乃論理法則上之無效論證。上述關於不自證己罪原則之發展，其最狹隘之意義，乃無人得被迫為不利於己之證人（No person…shall be compelled to be a witness against himself.）（註三十二），亦即被告有緘默之權。 查不自證己罪原則之前提，乃人人有權保護自己不陷於不利地位，因此不得要求被告放棄自我防衛之權利。從而該原則之主要內涵，即不得要求被告陳述於己不利之事實，包括被告保持沉默時，不得將其沉默解釋為默認犯罪事實，此即被告緘默權之主要內涵。既然被告有權保持緘默，是否即可謂被告原本皆會為於己有利之供述，如被告不保持沉默而為陳述，有不利於自己之陳述時，即特別值得信賴？國外實證資料顯示，被告放棄保護自己而自白犯罪，可能源於各種動機（註三十三），或因審訊壓力過大，或因孤獨無助，或為減輕審訊過程所受之痛苦，或為掩護真正之犯罪人，或為交換某種利益，或因精神異常，或受誤導訊問，則僅因被告放棄權利，顯然無法立即獲得被告自白可信之結論。我國民情風俗縱使異於他國，犯罪自白之可能情況豈有不同？況所謂發現實體真實，乃為找出真正之犯罪人，如被告為掩護真正之犯罪行為人，而為不利於己之供述，則形同濫用訴訟資源，置社會於遭受真正犯罪人侵害之危機。是以若因被告任意為不利於己之供述，即認為被告放棄自衛之權利，其犯罪之自白即當然得作為認定有罪之證據，顯然欠缺足夠之實證資料以為佐證。 基於自主原則，被告得自行決定是否或如何保護自己，被告放棄自我保護或陷自己於不利之處境，並非即應予以肯定。以自殺為例，就自主權而言，肯定人有自主權，人即得自行決定是否繼續存在於世上，自殺行為就自主原則而言，不應該遭受否定，甚至應該受到保護。然而，人類之基本權利建立於對生命之絕對肯定，自殺行為雖然符合人之自主權，然因自殺乃否定生命價值之行為，其已推翻自主原則所依附之前提，因此自殺行為無法成為受肯定與鼓勵之行為。亦即，縱然有自主權作為基礎，此種自主權縱然無法禁止，亦不能受到肯定。同理，不自證己罪原則，既然立於人保護自己存在基礎之前提上，即假設被告面對控訴，理當會陳述有利於己之事實以保護自己。惟依照自主原則，被告有權決定是否及如何在訴訟上保護自己，若被告決定陳述不利於己之事實，與自主原則並不違背，故出於任意之被告自白，法律承認其證據能力，既承認其證據能力，即不應否定其證據價值，否則承認其證據能力，即屬毫無意義。然如被告自認有罪之供述，得作為證明其犯罪之唯一證據，無疑對其陷自己於不利處境之自白行為予以肯定，則等同於推翻人應保護自己存在基礎此一前提。因此雖然法律並未禁止被告依其自由意志陳述不利於己之供述，然對於此種行為，並不予以鼓勵或肯定，從而被告之自白雖非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之依據，卻不具備作為主要證據之價值。 （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迄今遭誤用 1.規定無罪，操作有罪？ 三十年、七十三年暨七十四年等三則判例之意旨，與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關於被告自白之規定並無二致，僅進一步說明其他必要證據必須與構成要件有關，但不以能證明全部構成要件事實為必要，如僅能證明部分之構成要件事實，亦為已足。雖規定被告自白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唯一依據，然就直接認定被告自白得為認定犯罪之證據而言，已迭遭批評，蓋因該證據法則於實務上之操作往往適得其反。亦即，正好被告之自白遭使用如證據之王，且正好用作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註三十四）。針對此種批評，如若認為此乃實務操作之問題，而非法律規定或判例要旨有所不妥，則縱使辯解屬實，仍有問題未解，即為何此等規定及判例容易於操作上遭受扭曲？豈非因為此等規定提供負面操作之可能性？刑法第一百條內亂罪修改之前，反對修正之立場，亦同樣主張冤屈錯案乃實務個案操作不當所致，然如因而不事修法，可能擔保不當之操作不致持續？ 2.被告自白之傳統為證據之王 究竟關於被告自白之規定與判例如何導致被告自白成為證據之王？如何導致實務操作背離法律規定之原意？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之規定，反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真實世界。如刑事訴訟實務上，不曾以被告自白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即無明文規定予以禁止之必要。傳統戲劇中，被告被迫畫押之畫面，可用以表現官吏貪贓枉法、昏懦無能，亦可用以表現官吏剛正不阿、清明能斷。如被告因遭刑求脅迫不得不畫押，屬於前者；如因調查證據詳實、鐵證如山（註三十五），被告無法狡辯、無所遁形，被告因而不得不俯首認罪而畫押，則屬後者。無論係前者或後者，被告畫押意即被告已承認其犯罪事實，必待掌握被告認罪之文書，案件方才能終結。此種場景說明被告自白確為證據之王，其中道理無非在於被告可能係真正身處犯罪現場之人，係對犯罪事實有第一手資料之人，如果其言屬實，自然最能提供事實真相。 惟猶如法官對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法官對犯罪事實之主觀解讀一般，即便犯罪事實係被告本人所為，被告自白亦僅為被告對客觀犯罪事實之主觀解讀。真正與客觀犯罪事實發生直接連結者，係構成犯罪事實之各個片段。犯罪行為人通常雖即係貫穿所有片段事實之人，然亦屬於整個犯罪事實之部分。全部犯罪事實必須由犯罪行為人所製造出來之各個局部事實構成，例如殺人犯罪事實當中，屍體、凶器、致命傷等等，均屬構成殺人事實之局部事實。就證明殺人事實而言，該等局部事實方為證明全部事實之直接證據。而關於犯罪事實之陳述，不問係目擊證人之證言或法官之陳述，皆係陳述其對事實之認知。刑事訴訟學理上為描述證據之相對位置，將被告自白及目擊者證言稱為直接事實、直接證據，例如甲看見乙殺死丙，邏輯上被告自白及目擊者之證言與犯罪事實位置最近，其他供述及非供述證據皆屬間接事實、間接證據（註三十六）。此種分類本與證據價值毫無關係，卻製造證據法法理上之盲點，此等盲點進一步誤導證據法則之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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