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投票選民或將陷入兩難抉擇。一方面，極可能代表共和黨出征者，是善於操弄民粹情緒，並曾遭眾議院提案彈劾的前總統D. Trump；而現任民主黨籍總統Joe Biden，雖已宣布競選第二任期，但民調卻始終毫無起色。依據設於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的Roper Center，截至本(2023)年七月的追蹤民調顯示，受訪民眾對於J. Biden 執行總統職務的贊同度(approve)僅有40%，不贊同度(disapprove)高達56%。事實上，對於J. Biden的不贊同度高於贊同度的交叉分歧點，可以回溯到2021年8月，在當月J. Biden總統宣布緊急從阿富汗撤軍，從而讓神學士政權重新掌控阿富汗。

J. Biden總統匆忙從阿富汗撤軍，顯示美國霸權在中東地區「政府重建」(state-building) 的嚴重挫敗。美國做為後冷戰時期唯一霸權國家，在2001年九一一跨國恐怖攻擊後，不顧聯合國的反對，執意出兵伊拉克與阿富汗，這種單邊主義的作為，雖依靠強大的軍事武力等剛性權力 (hard power)，剷除了當時的海珊政府和神學士政權，但「名不正，言不順」，美式民主在中東蒙塵，「美國信條」(American Creed)不再能凝聚美國人，而世人也喪失對「山巔之城」(city upon a hill)的景仰。美國柔性權力(soft power)不彰，不但在國內使美國政治菁英難孚眾望；連帶地，對外也使得2011年初興於北非的茉莉花革命曇花一現，香港的「雨傘革命」草草以終。

「柔性權力」也可譯為軟實力。這名詞最早由哈佛大學Joseph S. Nye, Jr.教授在1990年於《勢必領導》(Bound to Lead)一書中提及，建立在巴克拉克(Peter Bachrach)和巴拉茲(Morton Baratz)權力的「雙面向觀點」(the two-dimensional view)上，之後Joseph S. Nye, Jr.在2004年寫成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一書，擴充並夯實其理論基礎。Joseph S. Nye, Jr.認為，柔性權力是一種懷柔招安、近悅遠服的能力，使得另一方的行為由可察知，但又無形的好感所決定，彼此間受共通的價值、責任感所吸引，從而讓雙方願意為成就這些價值而共同合作；相對於此，剛性權力則是一種強壓人低頭，或用收買以達到自身所欲目標的能力(Joseph S. Nye, Jr.原著，頁20、35)。柔性權力與剛性權力並非截然劃分，兩者更像是權力光譜上的兩端，彼此有相關但也有差異，Joseph S. Nye, Jr.進一步比較兩者差異如表1-1。

• 文化：文化是一套替社會創造意義的價值與風俗習慣，可區分為菁英文化與大眾的流行文化。文化可以透過大眾傳媒、商業交易、個人接觸或者學術交流等進行傳播。
• 政治價值觀：這是指政府在國內以行為所捍衛的價值(如民主自由)，或在國際組織所提倡的價值(與他人合作)，都將對其他行為者產生深遠影響。政治價值觀要產生影響的關鍵在於，一國在對內與對外的行事原則上必須保持一致性。
• 政策：包括國內與對外政策，而政策有長、短期效果，這端視情境脈絡變化而有不同。事實上，政府的政策可以強化，但也可能弱化一國的柔性權力。

• 模仿和好感不是一種權力。模仿或好感產生的力量，對政策結果並沒有影響，而模仿或好感也未必出現行為者寄望的結果，善意未必有好報，以禮相待也不比直接交換來得實際。
• 柔性權力難以影響權力集中的國家。這是因為獨裁者往往忽視人民的看法，這使得柔性權力很難對某些特定目標產生直接效果。
• 政府無法全然掌控柔性權力。這是因爲在自由開放的社會中，政府不能、也不應掌控文化，推廣特定的政治價值觀。

當然，柔性權力不是唯一的權力型態。柔性權力和剛性權力時而相輔相成，時而互相扞格(Joseph S. Nye, Jr.原著，頁62)，然而在全球資訊化時代，政治遊戲規則說明了，柔性權力的相對重要性將會增加。一個國家若是擁有多元的訊息管道，將有助於形成議題，其主流文化和想法接近普世標準，其國內外價值觀及政策增加他的可信度，那麼具備這些條件的國家會更具吸引力，並能在此資訊時代獲得更多的柔性權力(Joseph S. Nye, Jr.原著，頁71)

相關考題：101年調查國安三等、105年調特四等、112年高考三等
搭配教材章節：蘇世岳編《政治學(概要)》，台北：高點，2023年，第1章。
延伸閱讀文獻：Joseph S. Nye, Jr.原著、吳家恆等譯《柔性權力》，台北：遠流，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