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理論中，對於身處強權競爭下的小國如何自處，一般有「抗衡」（resistance）或「扈從」（bandwagon）兩種策略，這兩種策略的抉擇，有賴於對強權間勢力的均衡（equilibrium）具有充足的訊息，小國才能在夾縫中做出理性的選擇。目前中美兩大強權掀起的貿易戰方興未艾，但由此帶來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卻已經對周邊國家帶來風險，特別是台灣同時是中國與美國重要的關係國家，在目前情勢尚未明朗的狀況下，實無法採取抗衡或扈從策略，但也不能因此消極隔岸觀火，等待中美勝負塵埃落定。短期而言，台灣當局應該積極「避險」（hedging）以獲取最大的戰略空間。

經過多次協商與會談後，美國仍執意對中國進口產品增加關稅，中國也不甘示弱也決定對美國進口商品課徵等質等量的報復性關稅，並且進一步以人民幣的戰術性貶值加以回應。中美兩國的貿易關稅戰究竟如何發展，是虛張聲勢抑或是中美經濟霸權的爭奪已經在貿易領域展開，甚至已經延燒到金融領域，處於這樣的情境下，對於國際整體經濟情勢會帶來怎樣的影響，以及對於高度仰賴中國與美國市場的台商各產業與台灣整體經濟會帶來怎樣的衝擊，這一切都有賴經濟學家透過理論模型做出最恰當的分析。然而在政治領域，中美間互動關係的高度不確定性，已然觸動了既有的國際權力結構，川普高舉的「美國優先」單邊主義，以及習近平主席主張的「新型大國關係」，似乎找不到一個權力的均衡點，未來究竟迎來的是美國霸權的復興，或者是霸權將轉移到中國，又或是中美共治將形成新的兩極體系，衝擊最大的恐怕不只是中美兩國，圍繞在兩大強權周邊的小國，正陷入「戰略徬徨」的焦慮中。

決策過程中，「不確定性」是最大的風險。在冷戰兩極對抗的年代中，國際關係理論對於處在兩個對抗強權下的小國，曾提出「抗衡」與「扈從」兩種策略。然而，這兩項策略的有效落實，奠基在兩項基礎上：首先，小國要有充足的訊息，了解兩大強權的真實意圖(intention)；其次，小國要非常清楚自我的利益(interest)所在。事實上，強權的真實意圖與小國的利益，兩者間具有互動的關係，甚至可以說強權的真實意圖，會進一步界定了小國所能獲取的利益。即使如此，在兩極體系穩固的年代中，不管是採取抗衡或扈從策略，對於小國而言，戰略選擇所需思考的變數相當有限。但這對於後冷戰時期，美國做為一個亟欲振衰起弊的既有霸權，面對中國這個新興霸權的挑戰，鹿死誰手，猶在未定之天。訊息的缺乏，無法讓小國清楚掌握自我的利益所在，由此選擇抗衡或扈從，都將面臨「選錯邊」的風險。因此，有學者提出，抗衡或扈從只能做為一個長遠的戰略目標，對於小國而言，短期內應當採取「避險」策略，才能確保自身最大的利益。

現階段來看，這場美國發起、中國接招的關稅戰，美國的深層盤算似乎是想為中國設定一個「有管理」的崛起，但這卻與設下期限，要在「兩個一百年」(也就是建黨一百年和建國一百年)，達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習近平政權產生了衝突。究竟哪一方會在競爭過程中退讓，目前訊息不足、渾沌不明，因此對於台灣而言，現階段應當積極「避險」才是上策。避險的核心目標只有一個，就是要達成「積極而模糊的中立」：「積極」是因為每一次強權間的競爭，都可能涉及到權力的重分配，台灣如果要從小國、弱國變成一個中等國力的國家，就必須善於掌握國際權力結構變遷的時刻，中美的貿易戰，台灣如果只是單純的置身事外，任由強權來定義台灣的利益，不但將使得台灣喪失進一步躍升的機會，也可能成為中美交易下的犧牲品；「模糊」是因為訊息不足，台灣無法真實了解中美兩大強權國家的真實意圖，因此無法採取明確「選邊站」的策略，甚至有學者在研究後冷戰時期，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兩國，在面對中國崛起這個不確定因素時所採取的因應策略，即建議應該利用「有限度的扈從策略」，甚至有時採取相互矛盾的政策，這都是屬於模糊中立的一環，由此才能在兩強競爭中，獲得小國最大的戰略利益。

特別是當前的台灣，在中美兩強競逐的過程中，美國國會不斷釋出對台友好的法案，行政部門也順水推舟，似乎有機會改變台美關係的基本權力結構；而反觀北京政府，雖然持續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包括壓迫國際航空公司強行更名，同時也關閉來台的自由行渠道，以遂行其「法理統一」與影響台灣內部政治走向的企圖，但「軟的一手」也持續對台釋出31項「惠台」措施的拉攏手段。因此，站在戰略歧路點上的台灣，實不應該毫無作為，除了相關國安、情資部門應當竭力掌握最新情勢變化外，行政部門也應該組成跨部會因應小組，提出積極、前瞻的戰略規劃，讓國際局勢的可能危機，成為台灣脫胎換骨的轉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