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解釋 釋字第808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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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佈日期：2021/9/10 |
| 解釋爭點 |
| 同一行為受刑事處罰後，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38條但書另處罰鍰部分之規定，是否違反法治國一罪不二罰原則？ |
| [25] 換言之，禁止重複處罰之實體保障必然要搭配禁止重複追訴審判之程序保障，才算完整。因為刑事偵查、起訴、審判程序本身就會對被告心理、時間、經濟等造成多重不利益，甚至對人身自由、隱私權等產生重大不利益（如羈押、搜索等），並不是一定要等到真有第二次（實體上）處罰才算有雙重危險。一罪不二罰原則如只有實體保障的面向，則只要法院的第一次程序最後是判決無罪或免訴，即無第一次實體處罰可言。從而國家如就同一行為再度起訴、審判，並判決有罪，第二次程序的有罪判決仍然不會構成實體上的重複處罰而違憲。但在第一次程序之無罪或免訴判決確定前，被告早已承受偵查、起訴、審判程序所常見甚至無法避免的種種不利益，包括再次搜索、羈押等強制處分、到庭接受審問、媒體報導或騷擾等，以及未來受有罪判決之實體危險。故此等程序上的雙重不利益，也應為憲法一罪不二罰原則所禁止。 [26] 就「刑法＋刑法」類型而言，本席認為：屬於要件面的第一次程序應以「經法院實體審理」為準，故有罪（含科刑、免刑、緩刑）或無罪、免訴[30]判決，在原則上[31]都納入一罪不二罰原則之啟動要件，而可據以封殺第二次的刑事追訴或審判。[32]如果是法院之不受理判決，[33]因未經實體審判，則不會啟動一罪不二罰原則。至於屬於效果面的第二次程序，原則上應同時包括法院審判及檢察官追訴，然有其例外（如再審、非常上訴等）。概括的說，第二次程序的指涉範圍可能會比第一次程序的指涉範圍更廣，而未必是一定相同。 [27] 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如果第一次程序結果為檢察官之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等，因尚未「經法院實體審理」，故仍不會啟動一罪不二罰原則。由於刑事訴訟法就具有實質確定力之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原則上也禁止檢察官為第二次刑事偵查起訴，[34]因此也不至於有後續之刑事法院審判。故即使認為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因尚未「經法院實體審理」，因此並非足以啟動程序保障的第一次程序結果，亦不致產生程序上的雙重危險。 [28] 以上是就一罪不二罰原則於「刑法＋刑法」類型之適用而言，至於就本案所涉及的「刑法＋行政法（社維法）」類型，本號解釋亦認有一罪不二罰原則之適用：「⋯其但書關於處罰鍰部分之規定，於行為人之同一行為已受刑事法律追訴並經有罪判決確定者，構成重複處罰⋯」（粗黑體為本席所加）（另理由書第4段也有類似文字），顯然是以第一次程序的結果是「有罪判決確定」（包括科刑、免刑或緩刑）為要件，始禁止實體上之重複處罰。按免刑判決係屬成立犯罪之情形，[35]而非無罪判決。[36]又依刑法第74條規定，緩刑之宣告係以「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為要件之一，因此緩刑判決仍是有罪判決。故免刑、緩刑判決，與科刑判決類似，均屬有罪判決，本號解釋認其等都有一罪不二罰原則之適用，本席敬表贊成。 [29] 雖然在「刑法＋刑法」類型，只要於第一次程序中已經法院實體審理，應就足以啟動一罪不二罰原則之適用。然就本案所涉及的「刑法＋行政法（社維法）」類型而言，本席則也贊成本號解釋之限縮啟動要件於「經有罪判決確定」。理由是：以有罪判決確定為啟動要件，已經足以保障被告不會受到實體上的重複處罰（即併處社維法罰鍰）。在解釋上，既然禁止另依社維法為實體上之重複處罰，自也不應再啟動社維法的處罰程序，從而仍有部分之程序保障。反之，如第一次程序結果是無罪或免訴判決確定，雖已經法院實體審理，然由於刑事訴訟程序要求的證據標準、舉證程度相對嚴格，而社維法所要求的證明程度多半較低，因此是有可能出現在刑事程序因證據不足而無法判決有罪，但依相同證據仍足以認定有違反社維法之行為。此時如因已有無罪判決，就絕對排除第二次的社維法裁處程序及處罰（如拘留或罰鍰），則可能會淘空社維法所追求的規範目的及效果。又刑事訴訟的程序規範密度較高，對被告權益之限制也明顯較強，而社維法所定之雙軌程序，不論是先由警察裁處，再向法院聲明異議以資救濟，或直接由法院裁處，再以抗告救濟，兩者的規範密度明顯較低，其對行為人所課予之程序不利益也相對較小。故未必能將社維法程序當然擬制或想像成刑事訴訟程序，而認兩種程序之併行必會對同一行為人造成雙重（刑事程序）危險。因此本席認為可以支持本號解釋立場，於第一次程序結果並非有罪判決時（如無罪、免訴判決），主管機關仍得依社維法追究並處以罰鍰。為免誤解，本席在此要再強調三次：上述無罪判決後仍容許重複追究的例外，在「刑法＋刑法」類型不適用、不適用、不適用！ [30] 這是被告權益和社會秩序間的衡平問題，一罪不二罰原則的適用範圍越寬廣，對被告的保障就越大，而減損社會秩序的維護；反之，如一罪不二罰原則的適用範圍越窄，被告權益就會受到較大的限制，然社會秩序則可獲得更有大的維護。就此等衝突及兩難之衡平，恐怕無法僅講究憲法原則的抽象解釋，而須由下而上，老老實實的就各種可能之案例類型，一一決定。 （三）本號解釋與行政罰法第26條的連動關係 [31] 雖然本號解釋之審查標的僅限於社維法所定罰鍰之併處，而不包括社維法以外之其他行政法規所定罰鍰之得否併處，然如適用本號解釋有關一罪不二罰原則之立場，並用以檢視行政罰法第26條第2項之併處規定：「前項行為如經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為無罪、免訴、不受理、不付審理、不付保護處分、免刑、緩刑之裁判確定者，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之。」本席認為：該條項有關得併處其他種類行政罰部分，本即無一罪不二罰原則之適用。至於併處罰鍰部分，如認社維法以外之行政法規所定罰鍰與刑罰間，僅有量的差別，而非質的差別，則上述第26條第2項規定就經免刑、緩刑之裁判確定者仍得併處罰鍰之部分，就會違反一罪不二罰原則而違憲，因為此項立法已經限縮了本號解釋所稱一罪不二罰原則之保障範圍。 [32] 反之，如僅先認社維法之罰鍰屬刑罰性質之處罰，至於社維法以外之其他行政法規所定罰鍰，在原則上並非刑罰性質之處罰（但不排除個別認定具有刑罰性質之少數例外情形），則先處刑罰後再處此種罰鍰，或於刑事審判程序後另啟動行政罰鍰程序，均不生或不涉及本號解釋所稱一罪不二罰原則。依照後者立場，雖然行政罰法第26條第2項規定即使第一次程序結果是免刑、緩刑判決，但仍得併處罰鍰，然這仍是立法政策的選擇，在原則上也不致違憲。至於是否會另外違反比例原則等其他憲法原則，則屬另一問題。這也是本席目前之立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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