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釋：在不同的法律體系中，專著〔treatises〕、評注性著作〔commentaries〕、教科書〔text-books〕以及類似的闡釋法律條文的一類學術著作的權威性是有所不同的。一般來說，學術著作在普通法法系司法中的權威性不及大陸法系。普通法法系更注重司法判例而不是學術著作，大陸法系則恰恰相反。在英格蘭法中，格蘭維爾〔Glanville〕、布拉克頓〔Bracton〕、利特爾頓〔Littleton〕、科克〔Coke〕和布萊克斯通〔Blackstone〕的著作對他們同時代的法律來說，無疑具有和司法判例同樣的權威，黑爾〔Hale〕、霍金斯〔Hawkins〕和福斯特〔Foster〕的著作也是權威著作。其它的著作則不具有權威性，嚴格地講，也不能作為法律的淵源，而只具有說服力，可以作為法律知識來源的法律文獻、可供審判時參考利用的資料。儘管如此，其它著作中已被公認是關於不同法律不同學科的權威性論著，因其材料的廣泛性、綜合性和對法律內容的批判性評論，也是重要的著作。儘管法官在審理案件時可以對它們置之不理，但實際上他們經常接受其中的觀點，而不輕易地予以否定。學院用的教科書不具權威性，儘管有些教科書也被執業律師們使用，並且可能比某些執業律師用書更系統、更具建設性。先前曾有一條審判規則，即不得在教科書作者在世時在法庭上引用該書的內容，但現在這條規則並沒有被嚴格地遵循。人們對標準教科書的態度可能過於冷淡。實際上，只有在這些標準教科書中，人們才能發現雜亂無章的成文法與判例根據某一特定主題被整理出來，並且用系統的、明晰的、批判性的方式表達了出來。只有標準化教科書才使英格蘭法條理化和變得有意義。更廣一點來說，蘇格蘭也適用同樣的原則，即只有經典性著作〔institutional writings〕才具有權威性，而某些標准教科書只具有說服力。在美國，布萊克斯通、肯特〔Kent〕和斯托利〔Story〕的著作是權威，並對美國法的形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現代的一些重要學術著作，例如威格莫爾〔Wigmore〕、科賓〔Corbin〕、威利斯頓〔Williston〕和斯科特〔Scott〕的著作，也具有很重要的價值。美國法律學會〔American Law Institute〕編寫的《法律重述》〔Restatement of Law〕具有特別的重要意義，這部彙集學者共識、專業觀點的多卷本非官方法律彙編，被認為包含有最好的通常也是最具權威性的見解。在整個普通法法系，權威性學術著作的影響力目前已經大為削弱，因為最新的制定法和判例都已作了修正，或是對法律原則作了重新闡釋。在20世紀，一些發表在法學期刊上的文章也有一定的影響力，這些文章對判決作出評論，提出對法律發展的構思，它們能比著作更為深入、全面地分析問題。與此相反，民法法系的司法則十分重視學術著作的作用。在羅馬法中，法學家的著作受到了高度重視，他們中很多人都著有學術專著。公元3世紀時，一些早期傑出的法學家的著作被認為是具有權威性的。公元426年的《瓦倫提尼安引證法》〔Valentinian Law of Citations〕規定巴比尼安〔Papinian〕、保羅〔Paul〕、蓋尤斯〔Gaius〕、烏爾比安〔Ulpian〕和莫德斯蒂奴斯〔Modestinus〕的著作具有最高的權威。優士丁尼賦予《學說匯纂》〔Digest〕一書同制定法一樣的權威，該書主要彙編自上述法學家們的著作。從近代早期開始，歐洲大陸的法律十分混亂，有成文法、習慣法以及來自羅馬法與教會法的制度，這種混亂的狀態提高和促進了系統性學術著作的重要性。由拿破侖主持制定的法國諸法典引發了對法典的評注。在德國，19世紀的教科書作者們依據羅馬法整理出了一套系統化的法律結構，這為1900年《民法典》〔Civil Code〕的制定鋪平了道路，並且推出了一系列的法律教科書。相應地，各種法律著作在這些國家都備受重視，例如普蘭尼奧〔Planiol〕、奧布裡· 伊特·勞〔Aubry et Rau〕等人關於法國民法的著作，恩內克盧思〔Enneccerus〕、基普〔Kipp〕和沃爾夫〔Wolff〕關於德國法的著作。進一步來說，羅馬和大陸法系的傳統是撰寫關於民法、商法等非刑法的一般性著作，而普通法國家的作法卻不是這樣。自從布萊克斯通和肯特以來，學者們一般都撰寫關於法律中某一分支或某一專題的著作，例如契約、侵權行為、不動產〔real property〕等。這使得法律尤其是私法或者說民商法的統一性更趨模糊。在大陸法系，學者們在雜誌和學術刊物上發表的對判決的註釋和評論也受到了相當的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