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解釋 釋字第681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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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佈日期：2010/09/10 |
| 解釋爭點 |
| 不服撤銷假釋處分，不得提起行政爭訟；如有異議，應俟執行殘刑時，向原裁判法院為之，違憲？ |
| 而監獄實務上運作，甚且不告知受刑人監獄當局有否對其進行報請假釋程序，亦不告知受刑人是否遭到否准。整個假釋制度無異形成「純粹的恩賜」制度，才會有假釋「恩來自上」的現象[6]。受刑人被蒙在鼓裡的假釋作業，無怪乎我國假釋被學界普遍抨擊為「行政黑箱作業」，且被濫用為解決監獄人滿為患的抒解工具[7]。 受刑人一入囚籠之後，念茲在茲者闕為早日脫離囚籠，回歸社會。整個刑事政策與監獄存在之目的，也在扶助與獎勵受刑人能夠具備早日回歸社會（再社會化）的能力與機會。假釋制度即應充分扮演好履行刑事政策與監獄制度的中介角色。特別是國家已有專門規範受刑人再社會化能力的法制（例如行刑累進處遇條例），對於受刑人的處遇及分級，都有詳盡與客觀的規範，足以拘束監獄與受刑人，例如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十九條及第十九條之一）既對受刑人累進處遇的責任分數，已極盡詳細規範之程度，當可符合法治國家法明確性及可預測性之要求。 故建立優質的假釋法制，應當先肯定受刑人擁有申請假釋之權，否則黑箱作業的行政濫權即不可避免[8]，同時針對監獄有違法的「不作為」時，受刑人即擁有可救濟的機會。 在肯定受刑人可申請假釋之前的現制，任何假釋決定皆來自法務部，可視為法務部之處分。但既皆係授益處分不無任何不服之救濟問題。但日後承認受刑人有針對「不作為」提起課與義務之訴，或對否准假釋不服，如果認為假釋處分應基於監獄累進處遇審查會的實質判斷，而法務部僅能為書面的審理，故有效救濟的重點應置於監獄的「自我審查」為主，即應許可受刑人提出異議，如不服異議決定，得再向法務部提起訴願及行政法院提出訴訟救濟為輔。此將假釋處分之權，下放給監獄，形成監獄行政處分，使得假釋決定的救濟，更能名實相符[9]。 本席主張受刑人申請假釋的救濟採行政訴訟途徑，乃著眼於監獄對假釋之評估，已十分專業—即矯治行政之專業，舉凡累進處遇與犯人再社會化能力之評估，都已脫離刑事而成為行政領域，故可尋循行政救濟的途徑較妥。 （二）撤銷假釋處分的救濟問題 不似前者關於假釋申請救濟部分的論述，不屬聲請釋憲的範圍稍有「訴外裁判」之嫌。而關於撤銷假釋的救濟問題，即為本案原因事實所牽涉。受刑人獲得假釋後，又因違反假釋規定，致遭法務部撤銷假釋處分，應如何救濟？按受刑人既然已回歸社會，故本號解釋理由書也認為：「假釋處分經主管機關作成後，受假釋人因此停止徒刑之執行而出獄，如復予以撤銷，再執行殘刑，非特直接涉及受假釋人之人身自由限制，對其因復歸社會而業已享有之各種權益，亦生重大影響」，故應當給予一定的救濟管道。 在系爭決議作出「假釋之撤銷屬刑事裁判執行之一環，為廣義之司法行政處分，如有不服，其救濟程序，應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八十四條之規定‥‥‥（應）向當初諭知該刑事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不得提起行政爭訟」之前，皆認為此乃法務部之處分，視同行政處分，而許可受刑人提起行政訴訟予以救濟[10]。 但系爭決議卻將此撤銷假釋決定認定為廣義之司法行政處分，亦即屬於刑事執行之處分，應劃歸在刑事訴訟的領域，且限縮在「聲明異議」的層次。系爭決議此種對撤銷假釋處分的性質認定，以及其應尋求法律救濟的途徑與限制，本席贊同前二者（處分的性質、救濟的途徑），但對救濟的限制，則歉難贊同。茲再予一言深論之： 1.撤銷假釋處分的定性： 的確由外表看來，法務部撤銷受刑人的假釋決定，具有行政處分的外觀，符合行政程序法對於一般行政處分的概念界定。在系爭決議作出前，乃透過行政爭訟之程序。而在法情感方面，過去任何涉及監獄與受刑人關係的爭議，皆列入在特別權力關係理論適用的窠臼之內。受刑人的基本人權概括受到限制，沒有受到法律保留原則、正當法律程序及訴訟救濟等法治國基本原則保障之餘地。也因此當德國聯邦憲法法法院一九七二年三月十四日公布著名的「監獄犯人通信自由案」判決，敲響了特別權力關係理論的喪鐘後，監獄受刑人與監獄行政當局間的爭議，逐步回歸到行政訴訟救濟的常態體制。法律及法院審判實務盡量限縮不可提出行政訴訟的監獄（管理）處分之範圍，而加大可提出行政訴訟的行政處分的項目。監獄當局或司法行政當局的處分大多已視為行政處分，從而賦予行政訴訟救濟可能性。認為唯有如此，更可以保障受刑人人權及避免行政濫權之公共利益。這也是學術界肯認類似撤銷假釋決定應屬於行政訴訟之範疇的初衷[11]。 同時既然假釋處分與撤銷假釋處分同樣來自法務部之決定，更使人認為兩種處分性質相同，皆為行政處分，故應適用行政程序法及行政訴訟程序。法務部辦理假釋事件實務也不乏產生這種混淆之例，例如：目前對於假釋人（被保護管束人）已發給撤銷假釋處分後，因再犯罪確定無罪，或確定終局裁判延遲送達當事人，致使裁判確定日延後，而造成該些撤銷假釋處分形成瑕疵時，法務部是採取遵循行政程序法的廢止程序（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一項），且是在廢止書上明白援引此條文。顯示法務部公然於撤銷假釋事件適用行政程序法之規定，無異給支持「行政訴訟論」者振振有詞之 良機，主張所有假釋事件是皆應以行政訴訟法或行政程序法來處理之[12]。 2.撤銷假釋處分的救濟應循刑事訴訟程序 但由事物之本質（Natur der Sache）而論，假釋制度是早在行政程序法制定，以及行政訴訟法大幅度增修後，試圖「染指」假釋事件前，我國刑法早就將之列為刑事政策之一環，刑法第一編第十章即規定假釋之制度，刑事訴訟法亦已有相關執行規定。假釋作為執行刑罰制度之一環。假釋制度也與監獄行政息息相關，整個假釋法制也必然兼具行政與刑罰的功能。因此，行政程序法第三條第三項第四款也特別將「犯罪矯正機關‥‥‥所為之行為」，排除適用行政程序法之相關程序規定之外。此項規定被最高行政法院援引，作為系爭決議的依據，亦非無據。 誠然，受刑人獲得假釋後，離開監獄，已經和監獄當局脫離任何管理與被管理者的關係，從而即使依據老舊的特別權力關係，兩者也無任何特別下命與特別服從的法律關係[13]。假釋人之所以遭到撤銷假釋的處分，乃是違反刑法所定的要件（刑法第七十八條）。此撤銷的條件—故意更犯罪，受有期徒刑之罪—，完全屬於刑事法院認定的範疇，皆非監獄及法務部的權限範圍。故應當回歸由刑事法院予以裁判，故假釋人對於法務部所為撤銷假釋處分，其是否構成撤銷假釋的法律要件？即應由刑事法院予以判斷。 因此，針對假釋人因在假釋期間更行犯罪而應撤銷假釋時，儘管此假釋處分來自法務部—相當於犯罪之提出公訴，但審查此處分是否合法，仍以刑事法院的判決為依據，故應循刑事訴訟的方式為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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