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解釋 釋字第670號 |
|---|
| 公佈日期：2010/01/29 |
| 解釋爭點 |
| 冤賠法第2條第3款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受押不賠償違憲？ |
| [21]Lutz Mayer-Großner, Rdnr.7. zum §5.StrEG Anh 5. [22]陳新民，行政法學總論，民國九十四年八版，第五五二頁。 [23]德國學界亦有反對這種「民法化」的聲音，例如：Dieter Meyer即力主刑事補償應屬於公法體系一環，也希望不要受到民法有責理論太大影響，其「去民法化」的立場甚為明確，故其汲汲想將補償排除拉回刑事領域，從而以刑事理念，而非民法理念來處理刑事補償之排外條款事宜，是可理解也，見前註十八處。 [24]其實德國不止是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的二元化途徑。關於補償數額的決定，是先由司法行政途徑，即法院及檢察機關以行政決定之方式確定之。受害人如有不服，才在民事法院起訴。而非一開始即由民事法院來裁決。此情形如同對於徵收補償額度，先由徵收機關來確定，而後如有不服，才由民事法院裁判之。嚴格而言，應是三元途徑，是否過於冗雜乎？ [25]Kunz, aaO., Rdnr.66. [26]一九七四年十月三十一日，BGHZ,63.209.212.Dazu Galke,aaO.,147. [27]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判決，NJW 1992,2011；Dazu: Dieter Meyer, aaO., Rdnr.36, zum §5. [28]例如在二ＯＯ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公佈的A.L.vs.Germany（Nr.72758/01）案，以及判決文第三十二點所列甚多判決：Englert und Nölkenbockhoff, Urteil vom 25. August 1987, Serie A, Nr.123, S.45-55 bzw. 79, Nr.36, Serkanina ./. Österreich,Urteil vom 25.August 1993, Serie A, Nr.266-A, S.13-14, Nr.25, Hibbert ./. die Niederlande, Entscheidung Nr. 30087/97 vom 26. Januar 1999, und Del Latte ./. die Niederlande, Individualbeschwerde Nr. 44760/98, Nr. 30 vom 9. November 2004. [29]被告這種說謊權是否可以融入到不自證己罪的範疇，也是被告有無擁有「說謊權」，從而不能遭到任何的不利後果，容有值得爭議之處。但這也可被納入刑法第五十七條所謂犯罪後態度的量刑標準，法律亦可對自白者，給予減免刑責優待。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八條第四項便是一例，參見王士帆，不自證己罪原則，2007年，第一二七頁。 [30]參見許玉秀編，學林分解刑法，二ＯＯ六年，第Ｃ一四七頁。 [31]這種司法協助的義務，可以由法律來創設。如果要求要有一定積極行為，在憲法基礎上有較高的公益門檻。例如人民對於發生重罪時，負有檢舉義務，這在我國戒嚴時期的懲治匪諜條例的「知匪不報」，曾留下許多令國人痛苦的回憶。德國刑法至今也有重罪的檢舉義務（德國刑法第一百三十八、一百三十九條），也引起不少合憲的爭議。但涉及於自己的案件，這種積極司法協力的色彩便降低矣。 [32]我國自清末民初，即有梁啟超在其大作「飲冰室文集」（卷一，新民說，第八「論權利思想」）中，呼籲國人要學習德國耶林的為權利而奮鬥之精神。國內任何法律系學生，大學一年級所上的法學緒論，也對耶林這一名句：「為權利而奮鬥」，莫不能朗朗上口。為何不能將此精神，用在洗刷自己清白，而免去牢獄之災的努力？梁啟超百年前即呼籲要翻譯此文，我們樂見國內學界也將此文翻譯出版。可參見：蔡震榮、鄭善印合譯，法（權利）抗爭，三鋒出版社，民國八十二年六月。 [33]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也認為：受害人與有過失導致損害，卻要求全額賠償，牴觸了拉丁法諺「任何人不能夠前後行為矛盾」，而不許可之。BGHZ 34,369. Kunz, aaO., Rdnr.104.國內文獻亦可參照：王澤鑑，權利失效，收錄於氏著：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一集，民國六十七年五版，第三三五頁、第三三八頁。 [34]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但書且規定人民有「可歸責理由」即可減免補償金。而此可歸責理由不以重大過失為限，即連輕過失也可減免。 [35]Kunz, aaO.,Rdnr.68. [36] 德國也採類似的制度。依德國學界的看法，認為民法的公務員以及國家賠償法制，都是「透過法官」來確認公務員的侵權而產生賠償。至於刑事補償事件，乃「具有不同品質」，是「針對法官」的過錯所造成的損害，來請求補償。法官無異成為侵權行為人，因此，無庸太在乎其救濟程序的實效性。見Kunz, aaO.,Rdnr.102. [37]要全盤將民法的損害賠償制度移到冤獄賠償法內，也不無困難，按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後段規定，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而本院釋字第四八七號解釋所審查的本法第二條第二款，以違背善良風俗方式，致遭羈押而不能請求賠償者，該號解釋認為並非當然合憲。仍須以事實重大方可。即以「結果重大論」，取代了民法的「故意論」。 [38]例如在涉及贓物罪時，面臨警方進行搜索及扣押，受害人怠於提出合法購物證明，來佐證被扣押物並非贓物，都是屬於這種重大過失。不過，德國法院實務有時會從寬認定，其理由大致認為受害人面臨這種措手不及的情形，很難期待其會有正常人在一般情況下的合理判斷。試想：當檢、警人員在家中翻箱倒櫃時，受害人哪裡可能從容找尋購物發票或收據，以及其他的佐證。Kunz, aaO., Rdnr.99. [39]既然提及簡單的注意義務即可避免，則受害人在遭受羈押前，一定會經過多次警察、檢察官的詢問，最後再經過法院的審問，受害人已有極多次的機會可以澄清清白，而竟然還可以被舉證為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而無法澄清此清白，自己怠於行使注意義務的程度已極大矣。受害人如果有「不可期待」提出澄清可能時，例如案發時一人在家，無人可以作證，自然提不出不在場證明，當然即不可論及其違反注意義務。另外只憑其他證人的證言，也不涉及受害人的注意義務違背問題。但受害人虛偽的辯詞，已經構成故意或重大過失的違背，因為警、檢及法院的詢問及審問，都有要求其真實答覆之義務也。這也是本份意見書前引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在一九九五年所作出的「涉嫌拐賣人口案」所指出：法院應當斟酌當時「全盤已知狀態」來作為證據的判斷義務。 [40]德國的案例也顯示，當事人對於依客觀標準認定有故意或重大過失之犯罪嫌疑，而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來排除之，自負舉證責任。例如車禍肇事人指稱其乃因為精神失常狀況，而導致犯罪嫌疑，此精神狀況乃由車禍當時所造成的驚恐而來，最後獲得無罪的判決。但求償時因事證明確，即應依民事訴訟法的舉證分配原則，負有舉證之責任，Kunz, Rdnr.97. |
| <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 |
填單諮詢
最新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