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解釋 釋字第664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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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佈日期：2009/07/31 |
| 解釋爭點 |
| 少年事件法就常逃學逃家虞犯少年收容感化教育之規定違憲？ |
| 2.不應視為侵犯少年的人格權： 本號解釋多數意見援引少年人格權受到侵害，在憲法學理上似值斟酌。按由我國透過大法官解釋將憲法第二十二條導人格權，且認為人格權乃實踐人性尊嚴、自由發展人格的權利（釋字第五八七號解釋），也包括隱私權（釋字第二九三、四四三、五八五、六Ｏ三號解釋）、結婚自由權（釋字第二四二、三六二、五五二號解釋）等。似乎可將人民「一般行為自由」都包括在內。 然而，憲法第二十二條之人格權是否授與少年可以擁有完全自由的「人格發展權」（如本號解釋理由書第二段：「人格自由發展權」）？恐有誤解。這也在本法第一條關於本法制定的目的乃是「為保障少年之健全自我成長，調整其成長環境，並矯治其性格」中，所謂「保障少年之健全自我成長」，顯示立法者不查之錯誤！也忽視了本法以及其他少年福利法所課與少年的諸多限制，乃基於少年「心智未成熟」、「容易受到誘惑」，及「無能力作自我判斷」。所以並未賦予其發展人格之權限。 因此儘管本號解釋承認少年擁有人格權，但卻不能承認少年可以自己「絕對」援引人格權，來發展其「多元」的人格。例如在上述提到A型逃家逃學者，可否倡言「追求自己的天空」，拒絕家庭與學校教育，而嚮往四處流浪的浪漫生涯（如效法名作家三毛：「流浪，流浪，為了尋找夢中的橄欖樹」）？另外，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四章第二十六條以下有許多保護措施，其中第二十六條規定兒童及少年不能有吸煙、飲酒，觀看妨礙身心發展的資訊‥‥‥。試問：少年可否援引人格多元發展的人權，來拒絕家長或學校的管教，以極端行為來主張「叛逆少年」的合憲性？ 因此，少年受到憲法保障的人格權，反而是國家整個保護少年利益法制的「受益人」，亦即透過國家其他法律制度，包括對少年本人人權（例如透過強迫入學條例，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與本法相關規定）或對其他人（例如家長權）的權利的限制，來促使少年獲得人格健全與多元發展的機會，而非簡單及「想當然爾」的「名不符實」的以授與少年發展人格之權！ 系爭的虞犯規定，都係為了保障少年的人格發展（而非如本法第一條立法目的所夸稱的「讓少年自我健全發展」），且都是「他律式」的禁止少年為一定的行為，例如不可無故攜帶刀械，及無逃家、逃學的行動自由權。以國家對青少年的權益負有「特別保障」義務，作為限制上述人權的合憲依據，這個立法者的判斷，應受到大法官的尊重！ 三、逃家、逃學虞犯收容及感化教育的違憲性斟酌 收容及感化教育的法制，並不當構成違憲，只是目前我國陷於預算、編制等問題，而使得執行面出現嚴重偏差。以憲法之角度，應審查是否有違憲之疑慮。可分述如下： 收容乃是為了調查官及法官審理而暫時性的處分。此收容已經屬最後手段，質言之，有幾重關卡保障少年及其家人的權利： （1）收容為最後手段：依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二款之規定：「少年法院於必要時，對於少年得以裁定為左列之處置︰二 命收容於少年觀護所。但以不能責付或以責付為顯不適當，而需收容者為限」，收容必須先經「責付」於法定代理人家長、最近親屬或其他適當之機關或個人，而不可能或責付顯不適當時，才能收容於少年觀護所。因此，乃「最後手段」（ultima ratio）。本號解釋多數意見指摘收容制度違憲，以為還可安置於其他更適合場所已維護少年最佳利益之見解，顯然忽視此一「最後手段」之要件。 （2）少年收容在少年觀護所，乃為調查及審理之目的。少年於少年觀護所至少可以和原來接觸之不良環境隔絕。而少年親身體會拘束自己行動的觀護所，已和少年監獄程度相距不遠，至少可以提供切身反省的機會。這種體會森森國法的經驗，絕非是其他地方所可提供者！如果在案件審理或調查結束前，虞犯少年有所體悟而幡然反正，以良好態度回應調查與審理，即可免於移付審理或獲得其他更有利的處遇。故這個短期的「震嚇」亦非全無益處！ （3）收容期間於調查或審理中，不得逾兩個月，有繼續收容必要，由少年法院裁定延長。故其收容總期限雖可長達六個月，但必須透過四次裁定才能達到此期限。只要少年法院法官善盡裁量義務，即可避免少年遭濫行收容。 （4）法院於審理或少年調查官調查時，或通知家長或法定代理人、輔導人（本法第二十一條）。而法官在作出收容裁定時，仍必須仔細斟酌虞犯所處環境及其性格，即有不可「恣意」之義務。 （5）若謂少年於收容期間中斷家庭關係或學校教育，但須知其被移送至少年法院之前，已中斷家庭關係，才有經常逃家之舉，且無法責付於家人；逃學者亦然。因此，這兩個法益的損害其實已造成，並非因收容才影響之，實在無庸誇大其侵害性。 誠然，令人痛心的是，在執行層面因為少年觀護所限於預算及人力，根本無法獨立運作，遑論給予受容少年最充沛的管教資源。目前全國十九處少年觀護所，只有兩所獨立於監獄外，其他都是所、獄人員互通，管理人員的手法與心態當然類似。致使收容少年形同受刑人的待遇。這個執行層面的偏差可以透過行政機關以最大的效率來糾正，也可以透過較完善的法制來更改。 其次，論及感化教育。感化教育為少年法院對虞犯所給予最嚴重的一種處置裁定，也是少年法院在無法予以訓誡、安置及保護管束後，所為最後一種最後手段。按本法之規定，感化教育應當在實施感化教育的處所實施，目前少年撫育院、少年矯正學校是為感化教育實施之處。在這全國只有三所的感化教育場所，虞犯與少年犯一起生活與受教育，會受到大染缸的影響，亦令人擔憂；然而，依本法之規定感化教育亦非在少年撫育院或相關機關進行不可，亦可在其他適當福利、教養機構執行之，而受少年法院之指導（第五十二條第一項）。因此如果有其他適當的公、民教養機構能分擔這種感化教育的任務，亦非本法所不許。 然而問題出在實施層面之上！目前實施的狀態，近百名虞犯少年與超過一千名少年犯分散在三個感化教育場所。推其因有可能基於預算[8]，或管理上造成很大的困難（因為這些虞犯常常會結交不良分子或其他惡習，反而帶壞或影響其他非虞犯之安置少年）。故虞犯無法安置在其他福利團體，其來有自。因此，不應當將感化教育制度取銷。反而是留作「最後的手段」，及最後收容虞犯少年之處。本席以為國家應當重新建構一個有效的感化教育體制，撥出最多的預算，將這些最需要特別照顧與教育的少年，分散到各個福利團體居住與就學。但碰到特別狀況的虞犯少年，例如染上惡習、有遭脅迫、犯罪的危險，或不聽從民間團體之紀律規定，非需公權力嚴格管教不可，國家還有最後一道「保護」的柵欄。這也是國家善盡保護少年職責的體現。 論者也有「貼標籤」的終身烙印，來批評此制度。按本法也不是不知道此後遺症。本法第八十三之一條已明定，感化教育執行期滿三年後，應塗銷資料，違反者且需負擔刑責。顯然已重視此問題。惟此三年後的就學資料銷毀，是否可再縮短？例如：避免影響少年報考志願役軍人或軍校的年歲資格，則可以修法來縮短之。但不能執此指摘系爭規定之違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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