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解釋 釋字第664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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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佈日期：2009/07/31 |
| 解釋爭點 |
| 少年事件法就常逃學逃家虞犯少年收容感化教育之規定違憲？ |
| 2.對於「備位聲明」的運用方式，亦值討論。聲請書上除了對逃家逃學等虞犯制度進行廣泛的違憲主張，以及援引國際公約應由社會福利制度取代司法制度的介入（見聲請書貳、三、（一）處），但對其他虞犯要件的違憲分析，就以「有類似情形」等用語一筆帶過。但其主要訴求乃在主張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作為依據。雖然在聲請書結論（一）處聲請本院將系爭規定之六目規定，聲請全數宣布無效，但在結論（二）卻又提出來「退萬步言，若大法官仍肯定虞犯有其存在之必要性，聲請者仍深覺踐行正當法律程序乃法治國重要基本原則，故期盼大法官能明確宣示主管機關應儘速修正相關內容，使其符合明確、比例、平等原則之要求或明定虞犯需迨法定代理人請求，方得介入之門檻限制」的主張，這種類似「備位聲明」的釋憲主張，反而畫蛇添足的暴露出聲請釋憲者對於系爭規定「違憲確信的懷疑」！如以法官必待「確信其需作為裁判依據的法令，已重大且明顯的達到違憲的程度，方得停止審判，據以釋憲」以觀，此時只有「One Way Ticket」—所指摘的法律只有違憲一途，也希望大法官一睹聲請書後，最後能一樣確信有違憲之情事，萬不可存有懷疑自己「確信違憲」之餘地！希望這種法無明文規定的「備位釋憲聲明」制度[3]，不要作為弱化法官「違憲確信」的工具[4]。 3.第二段聲請的釋憲主張之立論，乃以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為中心。例如：質疑何謂「有犯罪習性」、「經常」、「不當場所」、「不當組織」、「無正當理由」‥‥‥的將所有不確定的條文一併懷疑違憲。誠然本院在甚多的解釋中都已經揭櫫法律明確性的原則，期望法律之概念依其法條文義及立法目的，不至於讓受規範者難以理解。且使法官在承審案件運用該法條時，不會無法正確的瞭解其意義，才有強調此明確性的必要。但本院解釋並未排斥使用不確定法律概念的必要性，所有的法律也都永遠會運用到不確定法律概念（可參閱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二十六條有不少類似規定）。這種不確定法律概念往往形成對法官授權，俾使其能運用最好的法律專業，來使立法目的之達成。任何的裁量授權，且都是「有義務性的裁量」（Pflichtgemäßiges Ermessen），裁量權人必須依據比例原則、依照不同事務事實，採行不同方法來判斷，而非自由且恣意之裁量。因此法官必須衡諸事實判斷，這也是法官認事用法的義務。這種義務在所有民、刑法條文中屢見不鮮。例如民法的公序良序（第七十二條）、刑法上的「顯可憫恕」、或「遊蕩或懶惰成習」（刑法第五十九條、第九十條）等。想必每個法官都已熟習此適用法律之方式，所以法官不應該憚於行使此種權限，以及進行公正且合理判斷的義務。 然而，聲請書將五目的虞犯構成要件，全部以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指摘其違憲。這種態度顯示出聲請法官有「『不確定』恐懼症」，認為所有法律所給予法官，甚至行政機關的授權，只要一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都是違憲！如依聲請理由意旨，必欲立法者明定這些虞犯構成要件的準確內容，例如「少年逃家與逃學達幾次，才方構成虞犯的要件」？那些是不應出入的「不當場所」？聲請法官是否也一樣要立法者一一講明：「凡是有色情、賭博‥‥‥等嫌疑的場所」，才屬之？如要苛求更明確一點，是否乾脆要加上「經政府相關機關事先認定、公告，不宜由青少年進入的場所為限」，方符合真正法律明確性的要求乎（可參照內政部警政署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警察機關防處少年事件規範」參、預防、十一、（二）有列管不良場所的名冊規定）？ 如此一來，無異將每位法官視為僵硬，且機械性只能依照法律「一個命令，一個動作」的「適用法律之機器」？法官豈不變成標標準準的「法匠」？法官應該斟酌處理案件所適用的任何法規範，特別有行政權行使的前置案件，更應要判斷行政機關行使職權時的法規依據，最為常見的案例為其行使行政裁量，有無符合行政機關所頒佈的「裁量基準」—例如本原因案件關於逃家逃學的「經常」，依警察機關所頒佈的內部律令，是以「一年至少兩次」為其移送標準（可參照前述「警察機關防處少年事件規範」壹、總則、四、（七））。法官除了應審酌行政機關執法的依據外，必須斟酌其他一切相關因素，作出最合乎事理，並最有利於青少年及其家庭的判斷，並作以「說服」他人，包括青少年的依據。因此，法官的公正裁量，應滿足「釋疑」的功能。此也見諸於本法第二十八條及第二十九條賦予少年法院「應作為」的規定。 如前所述，本號解釋多數大法官對聲請書第二部分雖以不受理駁回，本席雖然不表贊同，認應以「重要關聯性為由一併審查。但也對聲請書這種懷疑不確定法律概念的的不妥立論，且會隱含產生使法官淪為「法匠」的疑慮，以及釋憲實務出現的「備位釋憲聲明」，會有影響「違憲確信」之虞，特提出若干意見，以澄清之。 二、逃家、逃學虞犯的合憲性判斷： 本號解釋「聚焦」重視的逃家逃學虞犯，多數意見認為少年法院認為有必要時，得命少年收容於少年觀護所（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二款）以及入感化教育處所施以感化教育（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乃侵犯少年之人身自由，有違憲法第八條第一項，以及侵犯少年之人格權、有違憲法第二十二條之規定。此外，更違反基於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二項，及第一百五十六條之意旨，國家負有特別保障青少年最佳利益之義務。 上述這些見解不無疊床架屋，恐怕已有畫蛇添足之憾。僅分別討論之： （一）逃家逃學虞犯種類： 逃家與逃學的理由有多端，但大致上可分成三種模式： A.單純型：為了不喜歡家庭生活（單調、無人管教或貧窮）或學校課業（跟不上、不合志趣）而逃家逃學。 B.正當理由型：有家暴、環境脅迫，或學校內受到歧視等而有逃家逃學。 C.結合型：這種情形，理應是最多的情形[5]，逃家逃學的目的不只是有上述A或B的情形外，還包括系爭規定另外六目的虞犯條件。 上述逃家的情形，在B的情形，可以列入到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範疇（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八款）應予以安置，即非移送少年法院之適例。 在C型的情況，是所有虞犯中最多的一種。由於本號解釋不及於判斷其他五目的虞犯合憲性。易言之，仍維持其合憲性，所以少年如果於逃家逃學同樣涉及此五目之一（可稱此型的逃家逃學為「加重型的逃家逃學」），仍可收容及命為感化教育。惟過去少年非法行為的移送並不嚴格區分有無加重型，因為都可列為虞犯，所以無分軒輊。但在本號解釋作成後，情況丕變，即應有嚴格區分之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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