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解釋 釋字第789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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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佈日期：2020/02/27 |
| 解釋爭點 |
|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7條第1款有關被害人警詢陳述，得為證據之規定，是否違憲？ |
| 解釋意見書 |
| 協同意見書： 大法官 蔡明誠 提出 本號解釋以合憲性限縮解釋方式，為兼顧性侵害案件被害人保護與被告對證人（包括犯罪被害人在內）之對質詰問權，試取得其平衡點。此一解釋之結論，自有現實發展情況之特殊考量，固有所本。但在合憲性解釋之限縮要件論述上，關於刑事訴訟法上傳聞法則之例外，就證人法庭外之警詢陳述而言，一般性規定與性侵害案件之特殊性規定，兩者間究竟界線何在，頗值得再推敲，爰提出協同意見書如下： 一、被告對證人之對質詰問權 被指控犯罪的人（刑事被告）有權當面挑戰、質疑指控他的人（指控人（accuser）、不利證人（Belastungszeugen）），亦即對質詰問權，已是現代法治國憲法、刑事訴訟法或國際公約之定則。[1]刑事訴訟審判時，原則上對證人之供述，應賦予被告請求對質詰問之權利，亦經本院釋字第384號解釋[2]及第582號解釋[3]所肯認。以刑事案件發現真實之目的而言，原則上應賦予被告對質詰問證人之機會。惟對質與詰問兩者究係相同權利，或屬兩種不同權利。從刑事訴訟法第97條及第184條第2項有關對質規定，第166條、第166條之1至之7、第167條及第248條第1項有關詰問規定觀之，將「對質」權與「詰問」權兩者分開規定，就文義解釋而言，兩者規範概念及內容有所差異，採取類似兩種權利之見解。[4]學說上則有將對質詰問合為一種權利，將之稱為質問權或對質詰問權。以上兩項說法，有所不同，如不問以上用語定義之差異，暫將之合稱為對質詰問權，以利行文。 從比較法觀察，美國憲法增修條文中有明文規定，被告有與對造之證人對質詰問之權利（to be confronted with the witnesses against him）或不利證人之對質詰問（Confrontation of Opposing Witnesses），此即所謂美國憲法第6增修條文之對質詰問條款（Confrontation Clause of the Six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1965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Pointer v. Texas案判決認為依憲法第14增修條文之正當程序條款（due process clause），被告對質詰問證人之權利，係屬基本權利（fundamental right），適用於各州。[5]此適用正當程序原則，作為基本權利之違憲審查，值得思考。除有例外情況（例如死者臨終之陳述、已移居國外之證人在審判前所提出之供述等）以外，證人所提出證據如未經對質詰問，原則上該證據無法使用。 1980年聯邦最高法院就Ohio v. Roberts案作出判決[6]，認為法庭外之陳述（out-of-court statements），如其具有充分之「可信性標記」（an adequate “indicia of reliability”；有譯為「真實性標記」），得以推斷出可信性，該證據可歸屬於傳聞法則根深蒂固的例外（where the evidences falls “within a firmly rooted hearsay exception”）。[7]亦即如具備「特定之可信性擔保」（particularized guarantees of trustworthiness），則具有證據容許性。因此，在具有可信性之情況下，得例外不給予被告詰問之機會。2004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Crawford v. Waschington案之判決，改變前述見解，認為前開判決所採之可信性標記，不足以替代交互詰問（an adequate substitute for cross-examination），亦即基於對質詢問條款（Confrontation clause），原則上應給予被告對於證人之法庭外供述，有面對面（face-face）[8]之「對質詰問」機會。[9]美國刑事訴訟程序係採當事人進行原則，與職權調查原則或我國所採之改良式當事人進行原則，故有所不同，惟對於證人之法庭外供述，是否應給予被告或辯護人對質詰問之機會，其應予相同之標準。抑或對質詰問權之承認與限制，[10]是否因法系不同而有不同標準，均屬值得探討之問題。 二、證人對質詰問權之例外規定 對質詰問權雖屬被告憲法層次上的權利，若有正當理由，仍可能受到限制。例如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 [11]至第159條之4 [12]及本號解釋涉及之94年2月5日修正公布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7條第1款規定：「被害人於審判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其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一、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者。」（本款於104年12月23日修正公布，僅為文字修正，下稱系爭規定），限制被告之對質詰問權，是故引發是否違反憲法所保障公平審判原則之疑義，亦即例外規定之合憲性問題。 從比較法觀察，對照前述英美法對於詰問權之重視，即以傳聞證據排除為主要原則，惟實際上另設傳聞法則[13]之例外，如依美國證據法則規定，設有20餘種之例外，此例外規定之多，可見傳聞證據，雖原則上排除作為證據（傳聞禁止），但不容忽視其因案件之特殊（例如證人死亡或因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陳述等），而設有不少傳聞法則之例外情形（傳聞容許）。證人審判外之陳述，如符合傳聞例外（hearsay exceptions），依證據法規定得為證據（具證據能力），若使用此種證據，因未經被告對質詰問，仍有侵害被告對質詰問權與否之疑慮？此問題又可能涉及對質詰問權之理論基礎。[14]例如，美國有些州為保護少年證人，或性犯罪的被害人，以立法規定此類證人得於法庭外作證，透過電視傳訊、對證人詢問或詰問。聯邦最高法院於1988年Coy v. Iowa案判決中認為，上述保護證人之方式，雖不違反被告詰問權，但可能違反被告之對質權—使證人面對面目視自己之權利。其後有些案件，例如1990年Maryland v. Craig案，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因個案之特殊情形，限制被告與證人對質面對面的權利，並不認為違憲。[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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