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解釋 釋字第777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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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佈日期：2019/05/31 |
| 解釋爭點 |
| 刑法第185條之4之構成要件是否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其刑度是否違反比例原則？ |
| [5] 參照陳子平，刑法各論（下），台北：元照，2016年9月初版1刷，頁119-120。 [6]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570號刑事判決參照。 [7] 本判決最令人矚目的法律見解，則是強調本罪兼具保護個人與社會法益的屬性，包括被害人生命身體、民事求償權、公眾往來安全與釐清事故責任，故課予肇事者在場與救助義務尚符合比例原則。⋯⋯最高法院透過承認綜合法益，尤其納入釐清肇事責任觀點實質改造肇事逃逸罪，不但無法彌補立法的瑕疵，反而是製造解釋困擾的作法。（參照薛智仁，變遷中的肇事逃逸罪—評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570號刑事判決，政大法學評論，第149期（2017年6月），頁229、248。） [8] 參照甘添貴，刑法各論（下），台北：三民，2014年2月修訂3版1刷，頁69-70。 [9] 參照林東茂，刑法綜覽，7版，頁2-250以下。 [10] 參照余振華，肇事逃逸罪之規範評價，月旦法學雜誌，193期（2011年6月），頁14。 [11] 我國刑法肇事逃逸罪之處罰，既然正是為了維護大眾對於交通秩序之最低限度之信賴，若能維護，現行交通法規所建立之交通秩序及交通制度則能被有效維持，並為有效運作，即能充分享受動力交通工具所帶來之交通便捷性。參照陳家彥，析論刑法肇事逃逸罪中「致人死傷」之要件定位及其競合問題，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103年7月，頁31-32。 [12] 採此說者，例如吳耀宗，肇事逃逸罪：第一講 保護法益，月旦法學雜誌，94期，頁38-39。本罪之保護法益為協助確認事故與釐清責任歸屬，詳細而言，肇事逃逸罪所創設的應該是在場義務而非救助義務，此等在場義務最重要的內容即是肇事者必須揭露身分，或留下可供確認其姓名身分之人別資訊，因為所有後續責任的釐清，全都始於揭露身分。至於生命、身體安全之保障，僅能算是事故責任釐清目的之外的反射利益或附隨利益。參照王皇玉，2013年刑事法發展回顧：酒駕與肇逃之立法與實務判決，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43卷特刊期，2014年11月，頁1261。 [13] 系爭規定之罪，雖仿德國刑法第142條規定而設立，然本罪不僅規定於侵害社會法益之公共危險罪章中，且要求致人死傷之要件，皆與德國規定不同，因此認為以民事請求權作為保護法益之見解並非妥適。至於前述道德規範及善良風俗之見解，有認其有擴大處罰範圍之危險，亦有造成法與道德混同之虞，實為不妥。參照陳子平，前揭註[5]書，頁121。 [14] 刑法第185條之4交通肇事致人死傷逃逸罪，從增訂公布施行迄今，在文獻上引起非常熱烈的討論，所有爭議問題的解決，都與肇事逃逸罪所保護法益有密切不可分的關係。（參照陳志輝，論肇事逃逸罪之保護法益—兼淺論本罪之合憲審查，載於：刑事法與憲法的對話—許前大法官玉秀教授六秩祝壽論文集，2017年3月，頁585-587。） [15] 關於德國基本法制定以前及以後有關法益概念與理論之探討及評論，參照鍾宏彬，法益理論的憲法基礎，台北：元照，2012年4月初版1刷，頁37以下, 317。有認為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就法益概念，在憲法審查時，可能運用法治國原則（Rechtsstaatsgrundsatz）衍生之比例原則（即適合性、必要性與相當性（亦即作為過度禁止之狹義比例性））。有認為歐陸傳統所發展之限制刑法之法益概念，涉及英美法之類似概念—防止傷害原則。即有關干預之限度，於1859年由John Stuart Mill已在其所著之自由論（On Liberty）提出著名之傷害原則（Harm Principle; Schädigungsprinzip），此亦發展出社會傷害論（Sozialschadenslehre）。（參照Claus Roxin,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d. I, 4.Aufl., München: Beck, 2006, §2 Rn.86, 123f..）所謂傷害原則，亦即” That the only purpose for which power can be rightfully exercised over any member of a civilized community, against his will, is to prevent harm to others”。（對文明社會之任何成員，違背其意志而合乎正當之權力行使，僅以防止傷害他人為其唯一目的。）以上嘗試結合歐陸法系有關法益理論與英美法系相關原則（前述傷害原則）運用於法益概念及理論探討，值得參考。 [16] 有認危險駕駛罪與過失傷害、肇事逃逸及殺人未遂等罪，可能形成競合關係。即如危險駕駛具有繼續犯性質，與過失傷害之撞擊屬同一行為（行為單數），兩者保護法益不同（一為道路交通安全，另一則是個人身體之完整性），所以形成想像競合關係。至於後段逃離現場所成立之殺人未遂與肇事逃逸罪，亦屬透過一行為所違犯，所以究竟應該成立想像競合或法條競合，則視如何認定刑法第185條之4所要保護之法益。（參照王聖偉，醉不上道――論危險駕駛罪與肇事逃逸罪，月旦法學教室，59期，頁75-77。）另參照陳志輝，肇事逃逸罪與遺棄罪之競合關係――簡評最高法院九三年度台上字第六五一三號判決，原刊載台灣本土法學雜誌，70期（2005年5月），頁238-241。此係參照月旦法學知識庫。 [17] 最高法院102年度第9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亦有學者採相同見解，例如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下冊），2006年11月五版二刷，頁319。 [18] 採此說者，例如余振華，前揭註[10]文，頁15-16。 [19] 上述論點影響刑罰權之擴張或限縮，與刑法謙抑性或刑法最後手段性等目的是否相符，均值得深入探討。 [20] 實務上，亦有類似看法，例如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570號刑事判決中提到，於88年4月間，仿德國刑法第142條設計規範，增定刑法第185條之4「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罪，屬抽象危險犯。 [21] 詳參張麗卿，新刑法探索，台北：元照，2018年1月6版1刷，頁515-517。此超越個人生活法益，與個人法益說法，有所不同。 [22] 此對於交通往來所生犯罪之危險犯，所保護法益係個人法益，或超越個人生活法益，抑或其他保護法益類型可資涵蓋，宜再探討之。 [23] 參照Lackner/Kühl, Strafgesetzbuch, Kommentar, 28. Aufl., München: Beck, 2014, §142 Rn.2. [24] 參照Thomas Fischer, Strafgesetzbuch, 63. Aufl., München: Beck, 2016, §142 Rn.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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