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解釋 釋字第668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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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佈日期：2009/12/11 |
| 解釋爭點 |
| 繼承開始於繼承編施行前，而得選定繼承人者，僅限施行前選定？ |
| 【註腳】 [1]縱使納粹的第三帝國，被戰後的德國認定為不法政權，第三帝國的所有法律制度，並沒有因此全部失去效力。再如東西德統一之時，同樣有法權更易的問題，但是東德原有法律制度，仍然適用信賴保護原則。以墮胎罪為例，原東德刑法規定，在一定期限內墮胎均屬合法，西德刑法則禁止墮胎，僅於有犯罪、社會或醫學上的理由，無法期待孕婦繼續懷孕時，認為「無期待可能」而允許避難性墮胎。為避免在東德地區，原本不是犯罪的墮胎行為，因與西德結合，變成犯罪行為，因此兩德在墮胎罪的法律適用上，各行其是，東德地區繼續適用原東德刑法。參見許玉秀，兩德統一條約中若干刑事法問題的檢討，收錄於主觀與客觀之間，初版，1997. 09，頁518-528。 [2]何況中華民國正史一向認為台灣是因為不平等條約才割讓給日本，台灣一直是既有的領域。 [3]法務部編，臺灣民事習慣調查報告，93年版，頁467表示：「承繼戶主權即係承繼前戶主所行使身分上之權利義務，如（一）就家族之婚姻或收養予以同意之權利，（二）關於同意家族入籍或離籍之權利，（三）指定家族居所之權利，（四）扶養家族之義務等。」 [4]本號解釋明確表達「依當時之法律無其他可繼之人，不以已有繼承身分之事實為限」，表示繼承開始於民法繼承編施行前，如尚未確定繼承人，於民法繼承編施行後，仍可依據施行前的宗祧繼承制度確定繼承人。 [5]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289號判例，依據臺灣舊慣，而認為選定戶主繼承人時間並無限制，與本院自民國21年至37年各號相關解釋意旨，顯然一致。至於本院各該號解釋所認可的繼承舊制與憲法意旨是否相符，不是本件聲請所要處理的問題。 [6]例如，宗祧繼承在現行民法下可被理解為收養。最高法院31年上字第2596號判例：「民法上之收養，祇須合於所定之要件，並不限制其所以收養之原因，故是否繼承宗祧，均可不問。」 又雖得依宗祧繼承選定繼承人，但繼承部分可限於財產繼承，參見院字第780號解釋：「宗祧繼承為新民法所不採，故在民法繼承編施行後告爭立嗣，除繼承開始在該編施行前者，仍應適用其當時之法律外（院字第五八六號參照），其餘概不得為宗祧繼承之主張，如有藉爭宗祧以爭遺產，即應專就遺產之部分予以審判。」 [7]所謂的舊有繼承法秩序，主要指宗祧繼承制度。關於清末、民初的宗祧繼承（死後立嗣）的採行與廢棄立法過程，（一）大清民律草案，參見司法行政部印行，中華民國民法制定史料彙編（上冊），1976.6，第一部分大清民律草案第四編—親屬法，頁886-888：「嗣父的要件：（1）成年、（2）男子、（3）已婚、（4）無子」，「嗣子的要件：（1）男子、（2）與嗣父同宗或親族、（3）輩分相當」；頁889：立嗣包括生前立嗣及死後立嗣。關於死後立嗣，見頁892：「第七十六條 遇有左列各款情形，得準用前二條之規定為無子而死亡者立嗣子：一、成年者。二、未成年未婚而出兵陣亡者，或獨子夭亡，而宗親內無相當為其父之嗣子者。三、未成年已婚，而其妻孀守者。」嗣子擇立，頁895：「第七十九條：依第七十六條規定立嗣子時，若死亡者有妻，由其妻行之。無妻由直系尊親屬或家長或親屬會行之。」嗣子繼承，見頁947：「大清民律草案第五編，繼承法第七條 所繼人之直系卑屬，關於遺產繼承以親等近者為先，若親等同，則同為繼承人（第一項）。前項規定，於直系卑屬係嗣子者適用之（第二項）。 （二）民國十五年民律草案繼承編，參見司法行政部印行，中華民國民法制定史料彙編（下冊），1976.6，第二部分民律第二次草案制定時期，仍採取宗祧繼承制度，頁283：「第一條 本律所謂繼承，以男系之宗祧繼承為要件。」頁285：「第十四條 遇有左列各款情形，得準用‥‥‥為無子之所繼人立嗣子，以承其宗祧：一、已成年而亡故或出家者。」頁286：「第十九條 繼承開始後，立嗣者除本人立有遺囑應從其遺囑外，若所繼人有妻，由其妻行之；無妻或有妻而改嫁者，由其直系尊屬或家長或親屬會行之。」 （三）民國十七年國民政府法制局所擬繼承法草案，表明「廢除封建遺制之宗祧繼承」，參見司法行政部印行，中華民國民法制定史料彙編（下冊），1976.6，第三部分現行民法制定時期，頁363以下。 （四）十九年民法親屬編及繼承編草案，確定遺產繼承不以宗祧繼承為前提，參見司法行政部印行，中華民國民法制定史料彙編（下冊），1976.6，第三部分現行民法制定時期，頁647，並經立法成為現行民法。 [8]日本民法採取與我國不同的規定模式，舊法僅得於短期過渡期間內適用。日本新憲法公布於昭和21年（1946年）11月3日，生效於昭和22年（1947年）5月3日，在新憲法施行之後，舊民法的家督繼承制度，面臨與新憲法相牴觸而失效，新民法親屬與繼承二編，又預定於昭和22年底方能修正完成，致有舊民法失效，新民法尚未成立青黃不繼的窘境。就此，日本遂於昭和22年制定「伴隨日本憲法施行之應急措施相關法律」，給予舊有的家督繼承制度一段過渡期間，仍得繼續適用至昭和22年12月31日。引用日本「伴隨日本憲法施行之應急措施相關法律」，只能說明日本立法者與我國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的立法者，對信賴保護的範圍，採取不同立場，不能證明應該依據日本相關法律的立法意旨，詮釋我國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8條。 [9]援引日本家督繼承制度，批評臺灣繼承舊慣中的戶主繼承制度（另請參見陳瑞堂，習慣法之形成與適用—以祭祀公業派下權之女子繼承為中心，收錄於民法總則實例問題分析，頁10-12。），顯然有意忽略臺灣繼承舊慣並未完全繼受日本繼承法制的事實。依據法務部編，臺灣民事習慣調查報告，93年版，頁329以下，對於戶主繼承制度的解讀，認為戶主繼承制度既受中國傳統的宗祧繼承，也受日本的家督繼承影響，從而變成一種特殊的繼承制度，並非與日本舊民法所規定的家督繼承制度全然一致。 [10]法務部編，臺灣民事習慣調查報告，93年版，頁441。 [11]法務部編，臺灣民事習慣調查報告，93年版，頁400、405。 [12]以本件原因事實為例，被繼承人陳○發於民國33年6月20日，受徵召至海外任軍夫，至34年10月25日民法各編施行於台灣時，仍行蹤不明。而法院之所以宣告陳○發死亡時間為33年6月20日，係因陳○發之姐向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查詢，經紅十字總會轉交的「台灣出身舊日本軍在籍死歿者名簿」中，有記載陳○發死歿時間，84年時台灣台南地方法院遂以此認定並宣告陳進發死亡時間。（參見台南地院97年度家訴字第69號判決之說明） [13]縱使對陳○發死亡時間有疑，因為本院並無另行認定事實的職權，也無從另為調查，且尊重法院對於事實認定的實體確定力／既判力，故仍應認為陳○發之死亡日，即繼承發生的時點，為33年6月20日，本件原因案件屬於發生於民法繼承編施行前的繼承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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