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解釋 釋字第653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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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佈日期：2008/12/26 |
| 解釋爭點 |
| 羈押法第六條及其施行細則第十四條第一項違憲？ |
| 二、系爭規定所呈現的人權意識 （一）系爭規定未剝奪受羈押人的訴願、行政訴訟權？ 1.現行實務認知 確定終局裁定認為依據系爭規定，受羈押人就所受待遇，沒有訴願權及訴訟權。法務部亦表示受羈押人所受的待遇，是一種國家刑罰權的執行處分，不是行政處分，因而不受訴願權的保障；而且因為與國家的關係是特別權力關係，所以不准許有訴訟救濟權，自屬合理。 在本件聲請原因案件發生過程，法務部與高檢署對於聲請人有無訴願權曾經意見相左，最終對受羈押人的申訴有最後決定權的監督機關高檢署，指示該管看守所轉知聲請人應依申訴規定辦理。顯見在司法實務上，對系爭規定的理解以及適用，受羈押人既沒有訴願權，也沒有訴訟權。 2.立法沿革 現行羈押法的前身，是2年2月3日，由當時的國民政府頒布的「看守所暫行規則」。除了在第3條規定「看守所待遇被告須與平民同，但有礙於審判進行及所中紀律者，不在此限。」之外，並無任何救濟程序的規定。現行羈押法於35年1月19日制定，同年6月10日施行，期間經過65年5月15日及86年5月21日兩次修正公布，僅修改一些名詞，例如推事改為法官，首席檢察官改為檢察長等等，內容完全沒有改變[10]。從立法資料，顯然也得不出受羈押人對所受不利益待遇，有申訴權以外的其他救濟機會。 3.文義解釋 系爭羈押法施行細則第14條第1項規定，以監督機關為最後決定機關，明顯排除受羈押被告的訴願和訴訟權。至於羈押法第6條規定受羈押被告對於不當處遇可以向法官、檢察官或視察人員申訴，接獲申訴的法官、檢察官或視察人員並沒有任何決定權，必須向法院院長或檢察長報告。究竟報告法院院長或檢察長之後，如何處理？有沒有具體效果？完全無法得知。兩個系爭規定的任何一個，沒有提供任何可以肯認受羈押人有訴願或訴訟權的蛛絲馬跡。 （二）申訴權是否等同於訴願權？ 本件聲請的系爭規定，提供受押被告在行政管理系統內部的申訴權，明顯不是訴訟權，但是否等同於訴願權？依照立法者設計的訴願模式，不服行政機關的處分，或行政機關對人民依法聲請的案件卻未於法定期間內為決定，人民得提起訴願（訴願法第1條參照），請求上級機關或原處分機關（中央五院由於並無上級機關，所以逕向各院提起訴願）進行審查，審查行政處分或不作為（怠為處分）的合法性以及妥當性（適當性），可知訴願機制是一般行政體系的內部反省[11]機制。 從行政主動、積極，且職司執行，司法被動、不告不理、執行須仰賴行政權的角度觀察，司法救濟途徑經常難免緩不濟急。訴願權作為啟動一般行政體系內部反省機制的異議權，因而可以提供迅速、有效的救濟。為了防止行政機關自我反省能力不足，立法者乃將訴願審議交付給由公正人士、專家、學者等半數以上所組成的訴願審議委會員（訴願法第52條以下參照），避免行政機關本位主義影響，足見訴願審議人員的組合，也是訴願機制的主要特徵。 系爭規定賦予受押人可以進行內部申訴，比對前述訴願機制的主要特徵說明，申訴救濟由監督機關為最後決定（羈押法第14條第1項第7款），似與由上級機關審議以為救濟的訴願特徵吻合，但是看守所的監督機關是高檢署，而高檢署如何進行申訴審議，如何組成審議人員，均欠缺如同訴願法第52條的相當規定，縱使看守所設有「申訴評議處理小組」，其組成是在看守所已不符合上級機關介入救濟的模式，且其運作方式並無法律明文，均無法合於相當訴願機制的要求，系爭規定所提供的申訴制度，實無法與訴願機制相提並論。 （三）受羈押被告的地位 1.受羈押被告不是需要矯治的人 2年2月3日頒布的「看守所暫行規則」第3條將羈押的執行稱為待遇，因為原則上將受羈押被告與一般人民同樣對待。為何在後來的立法中將待遇改為處遇，對個別羈押人的執行決定稱為處分，立法緣由已不可考。處遇是個外來語，譯自Treatment，Treatment是處方的意思，是針對需要受矯治的人，所採用的矯治措施，用於已經被確定有罪或需要受保安處分執行的人。受羈押人乃犯罪嫌疑人，在未受有罪認定前，仍然享有無罪推定原則的保護，本該如前述看守所暫行規則所規定，與一般人民受相同待遇。此所以在外國立法例中[12]，可以看到對於受羈押被告是「觀察」，對受刑人才是「處遇」；執行刑罰的處遇人員是法院的警察，執行羈押的是由社工、心理治療師、醫護人員組成的觀察團隊；受刑人應該在監獄，執行羈押的處所不在監獄，而稱為中心；盡力防止對受羈押被告個人和名譽的傷害；除了為防止逃亡、維護羈押處所的安全與秩序以及避免對其他受羈押人有負面影響，不能在拘禁之外，採取任何進一步的限制；不能更強化對受羈押被告的去社會化等等。 2.受羈押人的基本人權 將羈押處所稱為看守所，就字義而言，應屬妥當，因為羈押的原意，只是看守而已。縱使刑事訴訟程序的啟動，乃是國家在行使刑罰權，但是受羈押的被告，不會因此和受刑人身分相當。縱使經確定有罪的受刑人，亦享有基本人權，有接近社會資源的權利，何況尚未確定有罪的受羈押人？前述外國立法例中，所謂不能強化對受羈押被告的去社會化，就是認為受羈押被告仍然是權利的主體和社會的成員，除了行動自由受到一定限制之外，仍然應該享有公民權、政治與經濟權利，以及使用文化資源的權利、自由發展人格權、資訊權、隱私權、以自己的名字被稱呼的權利、名譽權、信仰權等基本人權[13]。如果如法務部所主張，看守所的處遇和處分，是國家基於刑罰權的執行處分，強調受羈押被告和一般人民的不同，則看守所自然不只是看守而已，而會變成是監控，甚至可能是管訓。 3.羈押的目的決定受羈押被告的待遇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01-1條規定，羈押的目的有：防止脫逃、防止串證即湮滅證據，預防被告再犯罪。 就保證訴訟程序的順利進行而言，被告準時出庭，當然是第一要務。也因為如此，所以需要限制被告於一定處所，加以看管。至於防止串證、湮滅罪證、偽造及變造證據的目的，未必理所當然。湮滅罪證、串供，不是犯罪之人理所當然的盤算嗎？刑事被告湮滅罪證不是刑法所放任的行為嗎？如果有人和刑事被告串供，表示有人可能有朝一日會變成偽證罪的被告，如果羈押有預防犯罪的目的，究竟預防的是受羈押被告的犯罪行為？還是其他人的犯罪行為？ 再就預防性羈押而言，預防的應該是受羈押人對其他個人或許多人（統稱為社會）的危險[14]，而不是預防受羈押人犯罪。當一個人對他所處的環境是個危險來源時，國家原本就應該有一個採取有效安全措施的機制，不管這個人是否有犯罪嫌疑，縱使的確需要將這個人限制在一定處所活動，也不應該是在羈押處所，因為羈押處所只適用於已經有特定犯罪嫌疑而符合羈押條件的人，只因為對他的環境有危害之虞的人，剛好是某個罪的嫌疑人，不是因為審理該罪有必要，而是因為可能有其他犯罪風險，所以採取羈押的手段，是一個利用羈押處所處理社會問題的便宜之計，也就是把應該送進醫院的人送進羈押處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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