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解釋 釋字第632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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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佈日期：2007/08/15 |
| 解釋爭點 |
| 立法院遲未行使監察委員人事同意權是否違憲？ |
| [6]如Tribe 302-311、Stone 49-51、湯德宗，7-42（氏並特別提出John Ely之代議補強理論（representation-reinforcing theory），認違憲審查為保護少數，確保政治過程之公平與開放，與Bruce Ackerman之二元民主理論，指司法者代表制憲時民意，其地位較高於立法時臨時之多數：氏並提出權力分立動態平衡理論，指司法審查為司法機關與其他憲法權力機關持續互動之過程，非最終之答案，35-39）。關於法院是否獨占憲法解釋，參考Tribe, 264-267。學者有就憲政主義與違憲審查理論分為四大類者：（1）憲法為契約（theory of constitution as contract），司法審查為此有效契約執行方法之一，其主要學者為Jon Elster 及Stephen Holmes；（2）憲法為協調之架構（constitution as
coordination），其強調者為可行性（workability），此說與前說差異只是程度問題，其主要學者為Russell
Hardin；（3）以過程為基礎之民主理論（democracy/process-based theory），其強調者為過程（process）、
程序（procedure）以及民主之程序性質如多數決，此派學者強調過程而非實體（substance），對違憲審查較持負面態度，認應盡量少使用而尊重政治部門或民意，學者如採基本多數主義者（radical
majoritarianism），權利為基礎之多數主義者（right-based majoritarianism），如Waldron認司法審查傷害民主辯論之品質而贊同國會至上主義，採人民憲政主義（popular constitutionalism），協調解釋理論（theory of Departmentalism）之Larry Kramer 接受違憲審查，但反對司法至上（judicial supremacy）；
憲法對話／中介人民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 dialogue/mediated popular constitutionalism）之Barry
Friedman肯定違憲審查透過媒介互動，反應長期民意，並認司法裁判無真正之最終性，而可能受各種合法或非法之挑戰：以及上述John Ely之民主增強理論（democratic reinforcement）；以及（4）權利實體為基礎（right/substance-based theory）理論，此理論強調權利或實體價值，以違憲審查能達成實質正確結果而肯定之，其著者如Ronald Dworkin及Carl Schmitt，見Mu-Te Yu, Entrenching Liberal
Democracy-As a Matter of Constitutional Theory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 (unpublished JSD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2007), Chapter 3, esp. 91-92。 [7]湯德宗，77、84-88。 [8]Tribe 311-464; Stone 89-159; Bickel 115-116；湯德宗，88-110。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在兩德條約等案亦用司法自制（judicial restraint）之觀念，但較之美國，仍有頗重之司法積極主義味道，East-West Basic Treaty Case (1973), Rudolf Hess Case, 55 BVerf GE 349 (1980)及Schleyer Kidnapping Case, 46 Bverf GE 160 (1977), Kommers 151-2。 [9]事實上美國會控制聯邦法院之管轄權（jurisdiction），亦可制定程序法與證據法以拘束法院，Tribe 267-286，亦曾多次以修憲之方式，推翻最高法院之判決。 [10]政治問題理論（political question doctrine）一般參看Tribe 265-385; Stone 119-158; Bickel 185-198;林子儀等，94-97、湯德宗，105-110、吳庚，憲法之解釋與適用2003吳庚），577-581。通說「政治問題」不審查原則不適用於德國，Kommers 153, Vgl. Benda/Klein,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2, Aufl. 2001 Rn. 23, 24, Vgl. Schlaich-Koriot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6 Aufl. 2004, Rn. 505。但吳庚578-579（不受司法管轄之高權行為包括議會對內閣總理之選任、議員資格之審查、政府對議會所作之報告或議員質詢之答覆等）。 [11]396 US 186 (1962). [12]主要依林子儀等之翻譯（頁95），第三項為自行翻譯。 [13]Tribe 366, 385. [14]541 US 267 (2004). [15]478 US 109 (1986)，該案之評論見Stone 137。 [16]506 US 224 (1974)，該案之評論見Stone 124-126。 [17]444 US 996 (1979). [18]吳庚，580、湯德宗，105-106。 [19]吳庚，581、湯德宗，106-107。 [20]吳庚，580、湯德宗，107-108。 [21]解釋理由書第七段。 [22]吳庚，581、湯德宗，108-110（選擇性魄力）、231（由於疑義解釋稀釋原告適格要求，政治問題不予審查之原則已形同虛設）。 [23]廖元豪，〈從政治問題理論，論兩岸關係憲法定位之可司法性〉，《政大法學評論》，71期，頁27-71(28-53)，氏援用Cass Sunstein的司法最小主義，避免不必要之解釋，認解釋應符合權力分立下之司法本質；作成政治問題結論本身實已作成解釋，但與放寬審查密度不同，可以避免正當化政治部門之行為。 [24]李建良，〈論司法審查的政治界限〉，收於氏著，《憲法理論與實踐（一）》，頁267-320（314-317）， 提出幾點司法權與其他國家機關間權限劃分之問題；李建良，〈政治問題與司法審查—試評司法院大法官相關解釋〉，收於氏著，《憲法理論與實踐（一）》，頁395-434（414-434），認政治問題與憲法問題的政治性應有所區別，除憲法明文規定應由大法官以外之政治部門處理者外，只要是憲法爭議，不問有無政治性而可處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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