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解釋 釋字第372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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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佈日期：1995/02/24 |
| 解釋爭點 |
| 夫妻一方不檢致他方行為過當，非當然構成「不堪同居虐待」之判例違憲？ |
| 解釋意見書 |
| 協同意見書： 大法官 林永謀 本解釋文認最高法院二十三年上字第四五五四號判例尚不違憲，所持之論點本席完全同意；惟其因受憲法解釋之體例所限，未便就民法規定之本身多所闡述。基此，爰提協同意見書如下： 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夫妻之一方受他方不堪同居之虐待者，得向法院請求離婚。此所謂「不堪同居之虐待」，係指其有致同居為不安之「情事」之意。「虐待」之概念甚廣，凡予以身體上或精神上不可忍受之痛苦者均屬之，非必限於有形之暴力、暴行；惟此必須其所為之虐待已達於不堪同居之程度者，始足當之。是以虐待與不堪同居間之有因果關係存在，固屬當然；但其是否符合本款之規定，判斷上，與其注重行為之違法性或嚴重性，毋寧應置重點於行為結果之影響，方屬正當。如此闡釋並非謂虐待行為之本身可予忽略，而係因其必須已致不堪同居之結果時，始有准予離婚之可言。故虐待行為是否已致不堪繼續同居，乃其關鍵之所在。至行為之輕重，雖應併予參酌，但非以此為判定之絕對標準，否則，民法儘可直接規定虐待為裁判離婚之原因即可，何庸多此不堪同居之一語。又其是否達於不堪同居之程度，本因人而異，未可一概而論，亦即相同之行為，其能否繼續維繫婚姻關係，仍將因各人之社會地位、教育程度、宗教信仰、民情習俗而有所不同，此乃社會存在之現實，並為法律適用之對象，其與對待之公平與否無關，亦與個人平等之維護無涉，此正如價值判斷，難免不因人而有歧異，無從予以齊一者然。故其為此項判斷時，主觀之意思固不能置之不問，但應就客觀的見地觀察該行為之結果確否已達於不堪同居之程度，如此方能謂與法律之本文契合，而不致兩相乖離。 最高法院二十三年上字第四五五四號判例所稱：「夫妻之一方受他方不堪同居之虐待，固得請求離婚；惟因一方之行為不檢而他方一時忿激，致有過當之行為，不得即謂為不堪同居之虐待」。即係對夫妻一方因另一方所引起之忿激致一時之過當行為，未可儘以此「即謂」其已達不堪同居之認定、即判斷上之釋示，亦即此種一時忿激所為，仍應客觀的審酌其結果之影響，未可以此即行斷言其已不足以繼續維繫婚姻關係，此與上開說明之不得僅視行為過程而不問其結果者，本屬一致；而其以「‥‥‥一方之不檢‥‥‥他方『一時』忿激‥‥‥致有過當‥‥‥不得『即』謂（注意！非『不得謂』）‥‥‥」，乃在指出相關之情狀，示明此種情形仍應就其婚姻關係存續之可能性予以調查、審酌，未可一概而論，並非謂該「過當行為」絕對不屬於「不堪同居之虐待」，文義至明，不容誤解；亦即其係基於法律審之立場，指該行為或有可能已達於不堪同居之程度，然亦有可能尚未達到於此而仍得繼續維繫婚姻關係之情形；蓋同一過當行為，是否已致不堪同居之結果，如前所述，乃因人而異；且此一結果能否構成離婚之原因？並非以行為完成之瞬間為準，其在訴訟上，係以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之此一時點，該行為之結果是否依然存在者為斷；而其於此一時點是否仍有此一結果之存在，依「人事訴訟程序」之特質，法院於此若有不明，亦可本於職權為實體真實之發見，並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是本判例所言之「不得即謂」，其就訴訟程序之本質論，尤屬有據。 其主張一有過當行為即應認其已成立不堪同居之虐待者，設若該被施以過當行為之一方，有感於自己行為之不檢，愧對一向真誠待伊之他方，而認其一時忿激係自己行為不檢所致，遂予原宥，而不以為意，事後和諧，雙方不究以往，感情依舊，共同生活如前，並生育子女，家庭和樂，則於此情形，其所謂不堪同居，當已被阻卻而未發生其結果。否則，數年之後，該被施以過當行為之一方，另有自己之原因而欲求去，是否仍可執此數年前之過當行為訴求離婚（民法就此未有除斥期間之規定─參看第一千零五十三條、第一千零五十四條）？法院若置此數年來之和諧生活於不顧（即該過當行為之虐待，並未致婚姻於不能繼續維繫之結果），猶認數年前之該行為，於今仍屬不堪同居之虐待，判准離婚，即將現在之「果」與先前已不存在之「因」任意連結，予以適用法律，如此，何足以服人；且該訴求離婚者，於此反成無過失之一方，而其對方於本訴訟則成為有責之人，由是該訴求離婚之一方復可依民法第一千零五十六條、第一千零五十七條請求另一方賠償，以及為贍養費之給付。天下不平之事寧有愈於此者乎！司法之公義果係如此實現乎？是知其不為相關情狀之觀察，藉明究竟，單以過當行為之乙端即斷言其已屬不堪同居虐待之見解，應非確論。 再如上述，本判例純係就過當行為不宜即認其為不堪同居虐待之原則性釋示，言簡意賅，不容以私意用舍。且其本文僅謂夫妻之一方如何如何，概未言及行為不檢者係夫或妻，而該過當行為亦未明載係屬暴行，要無所謂忽視人格尊嚴與人身安全之問題；況其即使認其非屬不堪同居之虐待，亦非縱容家庭暴力，或賦予某方之懲戒權，更與男女平等之維護無涉；蓋過當行為之本身究有如何之法律效果，該行為人應負如何之法律責任，民、刑法另有明文之規定，未可與其是否不堪同居之判斷混為一談，尤不得謂其係予正當化；抑且過當之該行為非必係屬於暴力，其自行臆測，將本判例與暴力聯想，豈得謂為恰當。至男女實質平等之維護，固屬要務，且為本院傳統所重視者；但亦不能以此預設前提，借題發揮，指本判例為漠視男女何方之人權，否則，任何判例或法令，其消極未有敘及者，均可積極的自行臆度，指其為如何、如何。果如是，只要有權解釋者之意欲所在，均可將自己之價值觀具體化為憲法之規範，如此諒非國家設立釋憲機關之本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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