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解釋 釋字第202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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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佈日期：1986/02/14 |
| 解釋爭點 |
| 裁判確定後犯他罪，前後徒刑合併之執行刑得逾20年？ |
| 說明（一）： 大法官 李鐘聲 甲、本件首應說明兩點： 一、行政院函請解釋主旨：「裁判確定後另行犯罪者，其合併執行之有期徒刑，是否仍受不得超過二十年之限制。貴院院字第六二六號解釋，於現行刑法及刑事訴訟法公布施行後，能否繼續適用？」函內並稱：對於先犯罪經裁判確定後，另犯他罪之合併執行，皆無由檢察官聲請法院以裁定更定其刑之規定。 二、目下台灣省各監所中因違反票據法案件（包括詐欺方法），經檢察官合併執行有期徒刑二十年以上之人犯，有一人為二十六年，一人為三十三年六月，一人為三十八年四月，一人為徒刑四十三年，拘役二百零六日，易服勞役一千零二十日，合計逾四十七年，一人為一百二十年。 乙、本件大法官多數意見通過之解釋文，其要旨：裁判確定後另犯他罪應予合併執行，不受有期徒刑二十年之限制，院字第六二六號解釋已無適用餘地。明言之，目下台灣各監所中，有期徒型二十六年至一百二十年之人犯，概由檢察官合併執行之，勿庸聲請法院更定其刑。 此項解釋所將引發之種種問題及其後果影響，爰就見知所及，對於受刑人執行有期徒刑二十年以上至一百二十年，檢察官單獨合併執行之職權，分為二項，申論於後： 一、就對於受刑人執行有期徒刑二十年以上至一百二十年而論：揆諸中外之刑法理論，中華法系之立法傳統精神，現行刑法法典之立法沿革，民國以來之司法實務，及一般成文法國家之立法例，多有未合。因為： （一）中外刑法理論：中華歷史文化悠久博大，群經之首的易經，講：「人道」，「明罰法」，「明慎用刑」，「議獄緩死」。記載古代國家大事的書經，講：「明于五刑，以弼五救」，「刑期於無刑」，「祥刑」；又講：「罰懲非死，人極于病」。於是形成富於人道思想「明刑弼教」、「刑期無刑」的刑法理論，奠定歷代的立法基礎。以大漢盛唐的刑法為例，如漢書刑法志云：「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唐律疏議云：「懲其未犯而防其未然，平其徽纆而存乎博愛」。均足說明我國固有的刑法理論，係作教育性的處罰，使人改過遷善，重新做人。直到今天，仍為舉國上下所信奉的方法與目的。現行監獄行刑法第一條規定：「徒刑拘役之執行，以使受刑人改悔向上，適於社會生活為目的」。乃此一理論之條文化。 就西方的刑法理論而言，西方古代刑法採「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理論（例如：漢穆拉比法典（第一九六條等）。到十八世紀以前，演成報應刑主義，認為犯罪違反正義，刑罰的本質是報應，刑罰的目的是處罰，所以有罪必罰，一罪一刑，故稱絕對主義、併科主義，亦稱罪數論、罪量論。自十九世紀以後，新派的目的刑主義興起，主張刑罰是預防犯罪的手段，以維護社會安全為目的，並非有罪必罰，故稱相對主義，限制加重主義，亦稱罪質論。近代學者們更倡教育刑理論，注重防範犯罪措施，於是成為西方國家的新立法理論基礎。這和我國固有的「明刑弼教」的刑法理論，不謀而合。注重防範犯罪措施，以維護社會安全為目的，亦不外乎我國無刑或祥刑的目的，足見中西刑法理論趨於一致。 而今，根據解釋文，凡裁判確定後另行犯罪，合併累計有期徒刑。不僅目下台灣省各監所中自二十六年至一百二十年之人犯，一律執行。將來可能發生長於一百二十年有期徒刑案件之人犯，亦必合併累計。豈非一罪一刑的併科主義？此乃我國自古至今所未有，亦西方今日刑法理論所已揚棄。何況，「人生不滿百」，百歲稱為人瑞。長久徒刑之執行，足令受刑人因不能出獄而絕望，足使受刑人瘐死獄中。 （二）中華法系立法傳統：我國自古實施五刑制度，其中的有期徒刑，據周禮秋官司圜的記載：「上罪三年而舍（捨），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唐律疏議名例一云：「此並徒刑也，蓋始於周」。足徵始自周朝的有期徒刑，為一年、二年、三年。秦稱暴政，採「一歲刑至五歲刑」，即對受刑人執行一年到五年的有期徒刑兼勞役。自漢朝以後，歷朝立法多採周制，隋、唐兩朝，均分三年有期徒刑為五等，即：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迄於明、清、垂為定例。 至於數個犯罪的刑罰，據記載周穆王時代法制的尚書呂刑篇云：「下刑適重，上服」。正義疏：「下刑適重者，謂一人之身，輕重二罪俱發，則以重罪而從上服，令之服上罪」。可見在周朝穆王時代的二罪俱發，限於上罪三年為止。漢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張斐注：「以加論者，但得其加」。可見在漢朝的數個犯罪，祇以重罪論之，而非累加合併執行。晉朝的泰始律，張斐註：「徒加不過六，累作不過十一歲」。按晉採五歲刑，分四等。加重不過六等，其累加作役至十一歲為止。此因晉朝頻年興軍，令刑徒從事勞役，在我國法制史上，堪稱空前而絕後，故為論者所非議。北齊的長徒六年，亦屬罕見之例。著名的唐律，據名例六記載：「諸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等者，須從一斷。若一罪先發，已經論決，餘罪後發，其輕若等，勿論。重者更論之。通計前罪，以充後數。」係規定數個犯罪從一重罪判刑，三年為限。判決後，發現餘罪，輕者不論罪，重者始更論罪，前後合併執行之，仍以三年為限。此即名例二所載：「諸稱加者，就重次」。疏議曰：「假有人犯杖一百，合加一等，處徒一年，或應徒一年，合加一等，處徒刑一年半之類，是名就重次」。可見唐朝有期徒刑為三年分五等的刑法規定，加重祇是在三年之中加等而已。歷代沿襲，迄於明、清，奉為立法例。亦可見我國自周迄清，多採數個犯罪從一重的吸收主義。這裡值得提及的是流刑。唐律名例一記載：「流刑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疏議曰：「書云：『流宥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於遠也。又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大罪投之四裔或流之於海外，蓋始唐虞，今之三流，即其義也」。又：名例一記載：「諸犯流應配者，三流俱役一年」。又：名例四記載：「諸犯罪已發，及已配，而更為罪者，各重其事。即重犯流者，依留住法決杖，於配所役三年。若已至配所，而更犯者，亦準此。即累流徒應役者，不得過四年」。上開名例一，係規定流刑作役一年，是重於徒刑次於死刑的犯罪。名例四係規定更犯，所謂更犯，即「諸犯罪已發，及已配，而更為罪者」。據疏議曰：「已發者，謂已被告言。及已配者，謂犯徒已配，而更為笞罪以上者。各重其後犯之事，而累科之」。就是規定犯罪於被告審理中，及有罪判決已執行中，而更犯笞、徒、流等罪。申言之，犯罪於審理至執行中，統稱更犯，加以累科。據疏議曰：「有犯徒役未滿，更犯流役；流役未滿，更犯徒役；或徒流役內，復犯徒流，應役身者，並不得過四年。假有元犯加役流，後又犯加役流，前後累徒雖多，役以四年為限」。就是規定更犯所加以累科者，不問為徒役、流役、或徒流役，均不得過四年。縱令前後累徒雖多，仍以四年為限。我國自古重視更犯，猶今重視累犯，唐律規定加以累科之各種累犯，一律不得超過四年。於此可知，我國固有法典中具有代表性的唐律，於名例中分別規定徒刑三年與更犯四年為上限。包括一罪及數個犯罪。這足以顯示其所受我國傳統刑法理論的影響，而作如此立法，以承先啟後。故明朝刑法志曰：「歷代之律，皆以漢九章為宗，至唐始集其成。唐撰律令，一準乎禮以為出入，宋採用之」。其實，至明及清，均採用之。清末變法，制定刑律，猶多採用之，形成中華法系之立法傳統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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