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解釋 釋字第775號 |
|---|
| 公佈日期：2019/2/22 |
| 解釋爭點 |
| 一、刑法第47條第1項有關累犯加重本刑部分，是否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又其一律加重本刑，是否違反憲法罪刑相當原則？ 二、刑法第48條前段及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有關累犯更定其刑部分，是否違反憲法一事不再理原則？ |
| 解釋意見書 |
| 部分協同意見書： 大法官 蔡明誠 提出 本件涉及刑法總則第47條第1項規定有關一般累犯加重本刑及刑法第48條前段有關累犯更定其執行刑等規定是否違憲之爭議，茲因認為本號解釋仍有若干疑義，宜再予釐清，爰提出部分協同意見如下： 一、累犯在犯罪學統計上意義與刑法上累犯概念有所差異 有關累犯，主要規定於刑法第47條，係採取一般累犯主義，即不問前後所犯之罪是否相同，均依法加重其刑。關於累犯之加重科刑，則採加重本刑主義，即應就最輕本刑一定之比例予以加重，於其所形成之處斷刑範圍內科刑。其他立法例有對初犯科以有期徒刑、對累犯則科以無期徒刑、不定期或流刑之變更刑種主義，另有對累犯之加重，採應就所犯該罪最重本刑二倍以下範圍內科刑之加倍最重刑主義，前述兩立法例與現行刑法所採加重本刑主義，有所不同。[1]質言之，刑法第47條有關累犯及其加重規定，係採一般累犯及加重本刑之原則。 累犯是否應予刑罰加重（Die Strafschärfung bei Rückfall），在犯罪學[2]、刑事政策、刑罰學及刑法學等領域，已有不少討論，可能因其所持觀點或立場之差異，而不同其主張，自難逕以論斷其是非對錯。特別是因所持刑法學理論是否係行為刑法或行為人刑法，或其有關刑罰目的論係採絕對論（例如應報論）、相對論（例如積極或消極之一般預防論或特別預防論）、加法綜合論（additive Vereinigungstheorie）[3]、預防綜合論（Die präventive Vereinigungstheorie）[4]及應報綜合論（Die vergeltende Vereinigungstheorie）[5]等立論，而有認為累犯規定應予全部廢除，亦有認為刑法累犯加重違憲，但一般累犯概念則無違憲。以上各種看法，有基於刑法學，或基於刑罰目的論等作為立論基礎，固有所本。但從比較法觀察，目前外國仍有累犯加重規定或三振法條款之立法例[6]，故此等累犯加重是否係刑事立法政策之選擇，而非為憲法上違憲問題，值得爾後更多學者專家深入探討。特別是本號解釋作出後，對未來學理及司法實務上可能衍生之問題，實有再多推敲之必要。 二、比較法觀察累犯相關刑法規定及合憲性問題 德國於1969年刑法改革法案，採行為主義及責任刑法，於刑法第48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就累科刑罰不知悔改而其非難性較高之通常累犯，設有加重其刑之規定，即一般累犯（或稱普通累犯或通常累犯）規定（Rückfallklausel）。惟在刑法總則設定累犯加重其刑之加重規定，其立法功能及加重處罰之正當性，引起爭議及討論。之後，於刑法改革更迭草案（Alternativentwurf），將此立法方式，喻為一種「不順從的附加刑」（Ungehorsamszuschlag）而拒絕採納。1986年刑法修正第23法案，因累犯加重處罰規定在實務上成效不彰，且理論上累犯加重刑罰責任之正當性仍有疑義等理由，而予以廢除。自此之後，除特別累犯加重規定外，不設一般累犯規定。關於特別累犯之加重規定，[7]例如德國2003年12月27日性犯罪改革法對兒童為嚴重之性虐待（Schwerer sexueller Mißbrauch von Kindern）之再犯行為人，於刑法第176a條第1項規定[8]，設有特別累犯規定。亦即，對於第176條第1項及第2項之案件，對兒童性虐待之行為人於近5年內，因相同刑罰行為經判決確定時，處不低於1年以下之自由刑。 在德國實務上，聯邦憲法法院於1979年[9]，對於前述舊刑法第48條規定，認為於一定條件下，其並不違憲，因累犯相關規定，不許以先前科刑之概括式考量，而係由法官就個案審查被告受處罰犯罪行為之種類及情狀，該先前科刑是否對其未足以收警戒之效。當刑法於第48條將刑罰加重之法律效果與累犯之構成要件相連結時，使該規定納入國家刑罰領域在實質上所確定責任原則之適用範圍。據此，任何刑罰係以責任為要件（無責任無刑罰；“nulla poena sine culpa”；參照刑法第46條第1項第1段）。此原則具有憲法位階，其係基於正義理念，且以法治國原則及基本法第1條第1項作為其基礎。[10]其意旨係基於正義理念，犯罪構成事實要件與法律效果須有適當之相對應[11]。 「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AfD）於德國眾議院（Bundestag）提出累犯加重法律草案（Gesetzentwurf zur Strafschärfung bei Rückfall），於2018年12月14日一讀會中就該草案進行辯論（BT Drs. 19/6371）。該黨團認為累犯涉及敏感性之法益（die empfindliche Rechtsgüter）而成為社會引爆力（eine “soziale Sprengkraft”），再犯者將撼動法治國人民之信賴。另從聯邦司法暨消費者保護部基於聯邦中央登錄數據（Daten des Bundeszentralregisters）就再犯率統計所作出研究觀察，2010年受制裁或經執行之犯人有35%在三年內再次犯罪，六年後一般累犯數（Die allgemeine Rückfallquote）增加9%，九年後再增加3%。又該特別侵害社會之習慣犯（Diese “besonders sozialschädlichen Gewohnheitsverbrecher”），不僅是要求一般預防之行為（ein generalpräventives Handeln），亦要求更嚴格之刑罰，以強化法治國之信賴及法律執行。因此另類選擇黨建議，增訂階梯式刑罰制度，不但對於輕微犯罪，對於較重且特別嚴重之累犯，亦應予以考慮，而就特定案件提高刑度，且參考奧地利刑法及列支登斯刑法，於刑法第 48條增訂累犯加重（Strafschärfung bei Rückfall）規定。[12]以上修正德國刑法之建議最後是否會通過立法，自有待時間考驗。 在日本法上，刑法第56條以下有關累犯規定，雖已刪除累犯更定其刑規定，但仍明定一般累犯加重規定（第56條參照），日本最高法院不認為其違反憲法第39條一事不再理原則[13]及第14條平等原則[14]，甚至刑法中設有類似美國法有關三振條款之規定（即三犯以上の累犯，第59條參照）。[15]另如與我國刑法對於累犯之立法方式加以比較，除更定其刑及三振法規定外，一般累犯加重規定與日本立法例略同，二者均是以「行為」概念為界定原則，以此為刑事政策基礎。此外，日本刑法第72條規定科刑輕重之順序，亦即分別為再犯加重、法律上之減軽、併合罪之加重與酌量減軽。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
填單諮詢
最新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