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解釋 釋字第751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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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佈日期：2017/07/21 |
| 解釋爭點 |
| 一、行政罰法第26條第2項規定命應履行負擔之緩起訴處分確定後，得再處罰鍰，是否違憲？同法第45條第3項得扣抵負擔之規定適用於100年行政罰法修正前尚未裁處之事件，是否牴觸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 二、經緩起訴處分確定者，是否有95年2月5日施行之行政罰法第26條第2項之適用？ |
| 2.美國法上禁止「雙重危害」原則與憲法上「一事不二罰原則」理念相通。美國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規定：「受同一犯罪處分者，不得令受二次生命或肢體上的危害」（nor shall any person be subject for the same offence to be twice put in jeopardy of life or limb），通稱（禁止）「雙重危害條款」（double jeopardyclause）。其原意係指刑事案件的「一事不再理」（non bis in idem）」，包括：1）無罪判決後，不得就同一行為再為審判（Autrefois Acquit）；2）有罪判決後，不得就同一行為再為審判（Autrefois Convict）；嗣又發展出3）同一行為不得多次處罰（參見North Carolina v. Pearce, 395 U.S. 711, 717 (1969)）。與本案相關者厥為3）「禁止重複處罰」（double punishment）之要求。 德國基本法上亦有類似美國之「雙重危害條款」。其第103條規定：「任何人均不得因同一行為，根據一般性刑事法律多次被處以刑罰。」（Niemand darfwegen derselben Tat auf Grund der allgemeinen Strafgesetze mehrmals bestraft werden.）據此，德國之「一行為不二罰」係就普通刑罰間而言。一般刑事法律之處罰與「其他處罰」之重複處罰，不在其適用（禁止）範圍。又，無論美國或德國憲法，其有關「一行為不二罰」之規定，皆不適用於本國刑罰與外國刑罰間之重複處罰，亦不適用於刑罰與行政罰間之重複處罰。美國聯邦憲法之「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僅係就聯邦刑罰而言。聯邦刑罰與邦刑罰間，以及各邦刑罰間，則不在其適用範圍。 惟前揭Halper案，聯邦最高法院更將（禁止）「雙重危害原則」適用於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處以刑罰後，再以民事訴訟請求民事罰金之情形，謂：在後之民事罰金訴訟是否構成二次刑罰，應視其目的與先前實施之刑事訴訟是否有別而定。因美國聯邦法律針對同一不法行為同時施以「刑罰」與「民事制裁」（含「民事罰金」、「沒入」等）作為制裁手段的情形日益普遍，該案之影響不容低估。 3.憲法上「一事不二罰原則」固寓有「比例原則」之精神，但究非（典型／傳統之）「比例原則」。前揭本院釋字第503號解釋所稱「除處罰之性質與種類不同，必須採用不同之處罰方法或手段，以達行政目的所必要者外，不得重複處罰」等語，顯示憲法上「一事不二罰原則」原寓有「比例原則」之精神。然其重點在於「重複處罰是否侵害過度（過度處罰）」。 多數意見以「應履行負擔」之目的及性質與刑罰不同，認為兩者併罰尚不違反「比例原則」。然其論理非常簡約，僅謂「為重建法治秩序及促進公共利益，允許另得裁處罰鍰，其的洵屬正當。其所採另得裁處罰鍰之手段，連同應履行之負擔，就整體效果而言，對人民造成之不利益，尚非顯失均衡之過度評價，與目的間具合理關聯性」。上開操作方式，係將原用以評價「單個」處罰有無「過當」之個體式「比例原則」，套用以評價「多個」處罰併罰（加總）之結果（效果）是否過當，而悄然轉變（質變）為總體式「比例原則」。不僅造成法律用語之混淆（蓋此比例原則，非彼比例原則），檢驗方式且充滿困惑。例如：（「應履行負擔」與「罰鍰」）併罰之「目的」何以洵屬正當？其目的有無不正當者？如何得知併罰之整體效果「尚非顯失均衡」？又何以「尚非顯失均衡」即為「手段與目的間具有合理關聯」？ 二、憲法上「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操作步驟 本席以為，是否違反憲法上「一行為不二罰」原則應依下列四個步驟檢驗操作： 1.是否因「一行為」而生數個處罰？倘數個處罰並非基於同「一行為」，自無「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適用。所謂「一行為」，本席以為，原則上應指「同一原因事實」而言。所謂「同一原因事實」其意義約同於許宗力大法官釋字第604號解釋「協同意見書」中所稱之「自然單一行為」，亦即，指「以一個理性的非法律人，根據社會一般通念，或以自然觀察方法所理解的一行為」。 2.是否為基於同一原因事實所生之「數個處罰」？關於基於「同一原因事實」而生之「單一」處罰是否合理（有無過當），乃屬典型之「比例原則」所處理的問題，無「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可言。 至於何謂「處罰」（punishments, sanctions）？應如何界定？本席以為，為有效維護人權，應立於人民之立場，考量人民之感受，從寬界定為：凡具有非難意味之不利益措施皆屬「處罰」，包括行政罰法所稱之各種「裁罰性不利處分」、懲戒罰等，而不限於「刑罰」。準此，系爭之命「應履行負擔」，或為財務上之不利益（命支付一定金額，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第1項第4款參見），或為一般行為自由之限制（命服義務勞務，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第1項第5款參見），並連帶地對緩起訴處分相對人之名譽、心理有所制約。是無論「應履行負擔」是否定性為「刑罰」，其應屬「處罰」，殆無疑義。 3.基於同一原因事實所為之數個處罰，其「性質與種類是否相同」？按本院釋字第503號解釋所示，僅基於同一原因事實所為之數個性質／種類相同之處罰，始構成「重複處罰」，而有「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適用。然，如何認定數個處罰之性質／種類是否相同？本席以為，應以系爭「處罰」侵害人民之「權利」法益類型為斷。人民之權利，按美國聯邦憲法之用語，可約分為三大類：生命（life）、自由（liberty）與財產（property）。雖然各國實定法上對於處罰之分類不盡相同，例如我國即有刑罰、行政罰、懲戒罰等之分，然就處罰之內容（即其侵害之權利類型）而言，主要仍不外前述三大類權益。以系爭之「應履行負擔」為例，「命支付一定金額」侵害者為被告（犯罪嫌疑人）之「財產」利益，其與「罰金」及「罰鍰」應屬相同性質／種類之處罰。至「命服義務勞務」所侵害者為被告（犯罪嫌疑人）之「自由」利益，而與「有期徒刑」、「拘役」屬相同性質／種類之處罰；嗣因行政罰法100年修正准許義務勞務核算為金錢，並扣抵罰鍰（第26條第3項及第4項參照），其乃轉為侵害被告（犯罪嫌疑人）之「財產」利益，而屬與「罰金」及「罰鍰」相同性質／種類之處罰。 茲，命「應履行負擔」之「緩起訴」處分，應如何定性？就此關鍵問題，多數意見僅謂：緩起訴處分所附加之應履行之負擔，「性質上究非審判機關依刑事審判程序對被告所科處之刑罰」（解釋理由書第11段參照），然並未正面定性其為何；更未說明其「目的及性質」究與行政罰有何不同，從而得併處罰鍰，論理顯有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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