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解釋 釋字第751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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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佈日期：2017/07/21 |
| 解釋爭點 |
| 一、行政罰法第26條第2項規定命應履行負擔之緩起訴處分確定後，得再處罰鍰，是否違憲？同法第45條第3項得扣抵負擔之規定適用於100年行政罰法修正前尚未裁處之事件，是否牴觸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 二、經緩起訴處分確定者，是否有95年2月5日施行之行政罰法第26條第2項之適用？ |
| [14] 參照Epping, Grundrechte, 5.Aufl., Heidelberg, Dordrecht, London, New York: Springer, 2012, Rn.988. [15] 參照Benton v. Maryland, 395 US 784, 794（1969）; Sue Davis, Corwin and Peltason´s Understanding the Constitution,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p.328（2008 17th. Ed）; Richard T. Carlton, III, The Constitution versus Congress: Why deference to legislative intent is never an exception to double jeopardy protection, 57 How.L.J. 601, 611（2014）. [16] 有認為行政罰法起草時，司法院大法官已作成釋字第503號解釋，明確釋示違反租稅義務之行為，不得重複處罰。故接受這項一行為不二罰之原則作為立法之基本立場，在條文技術上則仿德國之立法例。行政罰法第24條規定，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但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最低額。（第一項）前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除應處罰鍰外，另有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者，得依該規定併為裁處。但其處罰種類相同，如從一重處罰已足以達成行政目的者，不得重複裁處。（第二項）一行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及其他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受處罰，如已裁處拘留者，不再受罰鍰之處罰。（第三項）參照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台北：三民，2013年8月增訂12版3刷，頁479-480。 [17] 值得參考之見解，例如彭鳳至，一事不二罰原則與「一行為不二罰」之辯證――為司法院釋字第604號解釋請命（下），司法周刊，1730期（2015年1月）；林錫堯，關於建構「憲法上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問題，法學叢刊，241期（2016年1月），頁21以下。又有認為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得獨立成為憲法原則，或認其宜以比例原則作為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憲法依據，此等見解，均有所本，值得參酌。 [18] 有認為我國憲法固然沒有「一行為不二罰原則」的明文，惟從法治國家所要求之法安定原則、信賴保護原則以及比例原則均不難導出一行為不能重複處罰之要求。是「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具有憲法位階，應無疑義。⋯⋯是我國的「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可說是一種較廣義的概念，下含針對刑事制裁，適用於刑事訴訟程序的「一事不二罰原則」（「一事不再理原則」），以及針對秩序罰，適用於行政制裁程序的狹義「一行為不二罰原則」。至於廣義的「一行為不二罰原則」是否禁止就同一違法行為同時或先後為刑罰與秩序罰之處罰，仍有待深究，惟因與本件無涉，本院就此問題尚無須表示意見。參照許宗力，司法院釋字第604號解釋協同意見書，二、連續舉發、連續處罰與一行為不二罰原則，第一段。 [19] 本件解釋使用附條件與負擔用語，宜認為其與行政程序法第93條第2項有關行政處分之附款規定之第2款條件及第3款負擔，兩者不同。否則可能因以「附條件」解釋負擔之概念，而有矛盾之疑慮。 [20] 參照Peter Badura, Staatsrecht, 6. Aufl., München:Beck, 2015, C 28. [21] 參照吳庚，前揭書，頁458以下。 [22] 學說上，有認為對於行政罰與刑罰如何區別之問題，不論採質的區別說、量的區別說或是無異於折衷說的質量混合說，皆無法得到令人完全滿意之答案。質的區別說之主要缺失在於社會倫理價值之變遷性，量的區別說則在於違法行為難以量化及立法裁量缺乏明確之標準，而折衷說雖可解決某些問題，但無可避免仍須同時承受兩說之缺失。因此，既無法獲得絕對完美之答案，則只能退而求其次，尋求相對較為可行之途徑。參照洪家殷，行政罰法論，台北：五南，2008年6月二版二刷，頁112。 [23] 參照吳庚，前揭書，頁460-461及註[14]。 [24] 參照Sodan in: Helge Sodan（Hrg.）, Grundgesetz, 3.Aufl., München: Beck, 2015, Art.103 Rn.29. [25] 參照Schmidt-Aßmann in: Mauz/Dürig, Komm. z. GG, Art.103 Rn. 281ff.; Degenhart, in: Sachs（Hrg.）, Grundgesetz, 7.Aufl., 2014, Art.103 Rn.77f.. [26] 德國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1項規定，“Gegenstand der Urteilsfindung ist die in der Anklage bezeichnete Tat, wie sie sich nach dem Ergebnis der Verhandlung darstellt.” [27] 德國刑事訴訟法第264條規定訴訟法之行為概念，係將行為事實（Tat）作為統一性、歷史性之生活過程（einheitlicher geschichtlicher Lebensvorgang）。參照Kuckein in: Rolf Hannich（Hrg.）, Karlsruher Kommentar zur Strafprozessordnung, München: Beck, 2013, §264 Rn.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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