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解釋 釋字第639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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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佈日期：2008/03/21 |
| 解釋爭點 |
| 刑訴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及第418條違憲？ |
| 【註腳】 [1]吳庚大法官分析我國釋憲機關的審查密度，認為採嚴格審查事項者，有下列四種：一、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二、限制訴訟權的法律或判解。三、有關憲法第七條男女平等的貫徹。四、限制言論自由，尤其是限制政治性言論自由的法律。參見氏著，《憲法的解釋與適用》，93年，頁416-17。 [2]本件解釋多數意見應係屬要求目的須為合法的政府利益、手段與目的應具合理關聯的「合理審查標準」，尚非要求目的須為重要的政府利益、手段與目的具有實質關聯性等較嚴格審查標準。有關美國法上司法審查標準之合理審查、中度審查與嚴格審查等多元審查標準之分析介紹，參見黃昭元，〈憲法權利限制的司法審查標準：美國類型化多元標準模式的比較分析〉，《台大法學論叢》，第33卷第3期，93年5月，頁1-103。法治斌，〈司法審查中之平等權：建構雙重基準之研究〉，收於氏著，《法治國家與表意自由》，正典，92年，頁213-16。林子儀，〈言論自由之限制與雙軌理論〉，收於《現代國家與憲法－李鴻禧教授六秩華誕祝賀論文集》，月旦，86年，頁648以下。廖元豪，〈高深莫測，抑或亂中有序？－論現任大法官在基本權利案件中的「審查基準」〉，《中研院法學期刊》，第2期，97年3月，頁211以下。有關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發展出的審查密度（Kontrolledichte），包括明顯性審查、可支持性審查與強烈內容審查，參見許宗力，〈違憲審查程序之事實調查〉，收於氏著，《法與國家權力（二）》，元照，96年，頁43以下。而將美國、德國、我國綜合觀察分析者，參見許玉秀，〈刑罰規範的違憲審查標準〉，收於《民主‧人權‧正義－蘇俊雄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元照，94年，頁369-84。 [3] Pieroth/Schlink, Grundrechte Staatsrecht II, 23. Auflage, C.F.Müller, 2007, Rdnr.425,426. Klaus Stern, Das Staatsrech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III/2, Allgemeine Lehren der Grundrechet, C.H.Beck, 1994, S.692-693,1819-1820. [4]英國早於1679年頒行著名的人身保護令（Writ of Habeas Corpus），揭示所謂「提審」的重要理念。我國憲法迄於1947年方於第二章人民之權利與義務中，於第8條納入人身自由之保障。歷經各方努力，特別是本院諸多解釋，已初步擺脫「法律保留」、「法官保留」、「主觀功能」等實體問題之糾纏，朝向將憲法第8條人身自由規定，同時視為原則（prinzip），作為要求國家事先架構良好組織及完善民主程序，及透過制度與程序達到實質積極保障基本權利（Grundrechtsschutz durch Institution und Verfahren）之客觀功能方向邁進；本案即屬人身自由需透過（司法）組織、制度與程序保障之顯例。 [5]本件解釋原因案件之當事人（即本件聲請人），因案徒刑執行完畢同時，復因另案移送地方法院，由受命法官訊問後決定羈押，並於押票上勾選「不服羈押處分之救濟方法」為「得於五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向法院提出抗告。」被羈押人據此向高分院提起抗告，高分院裁定「原裁定撤銷，發回原審法院」；後乃由值班法官訊問被告，仍決定羈押，並於押票上勾選「不服羈押處分之救濟方法」為「得於五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向法院聲請撤銷或變更。」被羈押人不服，再度向高分院提起抗告，原審法院認為第一次羈押決定本屬受命法官之處分，由於誤將救濟方法勾列為向上級法院提起抗告，且高分院採撤銷原裁定之方式，使程序回復至由受命法官審酌聲請人有無羈押必要之狀態。故值班法官所作之羈押決定，性質上仍屬受命法官之處分，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第418條規定，僅得向地院聲請撤銷或變更，雖誤為抗告，仍視為已聲明異議。地院合議庭並進而駁回聲請人之聲請，本裁定依法不得抗告。 [6]依刑事訴訟法第407條規定：「提起抗告，應以抗告書狀，敘述抗告之理由，提出於原審法院為之。」同法第408條規定：「原審法院認為抗告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不應准許，或其抗告權已經喪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第1項）原審法院認為抗告有理由者，應更正其裁定；認為全部或一部無理由者，應於接受抗告書狀後三日內，送交抗告法院，並得添具意見書。（第2項）」 [7]例如：法律明定提起訴願應踐履先行程序，已受到「擾民」、「官官相護」的質疑，進而提出需由人民自行選擇之程序自主權理念。又例如：依行政執行法第9條聲明異議不得訴願之實務作法，及行政程序法第174條規定：「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不服行政機關於行政程序中所為之決定或處置，僅得於對實體決定聲明不服時一併聲明之。」亦受到「重權力、輕權利」的批評。「程序基本權」之相關論述，參李震山，《多元、寬容與人權保障》，元照，96年，頁261-90。 [8]從比較法觀察，依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17條第1項規定，羈押中之被告，隨時均得向法院聲請羈押審查（Haftprüfung），藉以請求法院撤銷或停止羈押。聲請人雖不得於聲請羈押審查之同時，亦提起抗告，但對羈押審查之決定不服，而提起抗告之權利並不受影響。另依同法第304條第4項第1款規定，對審判長、預審法官、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有關人身自由之決定，包括羈押、暫時移送（醫療或感化處所） 等有關人身自由的剝奪，均得為抗告。該款規定因配合通訊監察法（Gesetz zur Telekommunikationsüberwachung und ander verdeckter Ermittlungsmaßnahmen）之新規定，及轉換歐盟指令2006/24/EG vom 21.12.2007；於2008年1月1日修正而大幅擴增得抗告之事項，即增納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所指包括同法第98a,99,100a,100c至100i,110a,163d至163f等條所採之措施。 [9]國家保護基本權利愈周全，在程序及組織上相對的必須愈完備，當然需要運用更多的資源、寬容與耐心，公權力相對的亦會受到一定制約。若因此獲得人民信賴與支持，方是司法資源挹注源源不絕的保證。反之，節約司法人力資源、講求程序進行速捷的結果，若未同時提昇司法品質，甚至有人權保障不周的疑慮，因而減低人民支持與信賴司法之熱忱，將得不償失，愛之適足以害之。再者，若側重合理化現行法之常態適用，易落入以法律詮釋憲法之結果，此與大法官解釋憲法之目的，在探求憲法規定之本旨，用以判斷法令是否合憲，藉以維護憲法最高性與確保人民之基本權利，即產生落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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