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解釋 釋字第582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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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佈日期：2004/07/23 |
| 解釋爭點 |
| 共同被告不利己陳述得為他共同被告罪證之判例違憲？ |
| 參、結論：合憲解釋原則與本號解釋之結論 德國憲法學理上嘗論及「合憲性解釋」（verfassungskonforme Auslegung）之釋憲原則（註四十四），係指釋憲機關審理系爭法規範，如該規範有合憲及違憲等多種解釋可能性時，尤其於立法者具有高度形成自由之事務領域（如社會福利事項），法律制度之設計有多重形成可能性時，不得執意選擇違憲之結論，而應儘可能為法規範尋求合憲之解釋基礎。此項解釋原則之主要目的，在於落實權力分立原則。其主要論據有三：其一，立法機關係由來自社會各階層之民意代表所組成，其公開討論、詢答，以及強調協商以獲得共識之合議制決策程序，使其決策較其他國家機關具有更廣泛而深厚之民主正當性。其二，規範制定者（在此尤指立法機關）亦受憲法之拘束，應假定其不致有意以違憲之方式行使其權限，而恣意創設出違憲之法規範，故其所創設之規範應假定為合憲。其三，釋憲機關宣告法規範違憲，即已變更立法意旨；換言之，乃以違反立法（可能）意旨之方式，解消系爭規範之效力。如於規範有合憲及違憲等多種解釋可能性時，仍宣告規範違憲，即形同否決原屬立法機關之規範創設權限，而代替立法機關決定如何之規範內容始為正當，難免逾越規範審查機關之權限。基於以上關於權力分立原則之理解，學理上歸納「合憲性解釋」應符合三項要件：1.系爭規範有合憲及違憲等多重解釋之可能性；2.合憲之解釋結論並未超越系爭規範之文義範圍；3.合憲之解釋結論並未牴觸其他可清楚辨識之立法意旨，亦即，如有其他規範明顯禁止或排除系爭規範之合憲解釋結論時，釋憲機關即不得再選擇該合憲結論，而應宣告該規範違憲，否則仍屬變更立法者之決定，而違反權力分立原則。準此，合憲解釋原則，乃於規範違憲審查時，為尊重具有直接民主正當性之立法機關，所應採取之解釋方法。反觀司法機關之民主正當性基礎，係由民意代表制定之法律所賦予。且我國裁判先例，係由司法審判機關之裁判中揀擇抽繹部分內容，並經由司法行政權之運作而形成，其功能原在於闡釋法律規範，供審判機關適用法律、形成心證之參考，以利司法權之運作，並不在於創設法規範，而釋憲機關審查判例，則首在審查其是否違反合憲之立法意旨。職是之故，前述針對法律規範之合憲解釋原則，即非當然適用於判例之審查。 就三十一年暨四十六年等二則判例而言，共同被告不利己之陳述得為被告有罪之認定依據，如係單獨創設共同被告一種證據方法，其法定證據程序之內涵，因於法無據而不明，其他共同被告將無從防衛；如將共同被告視同被告，則共同被告即不可能成為證人，而共同被告因受緘默權之保護，其他共同被告亦無從行使其詰問之權利，且其本身之緘默權，亦可能淪為虛設。此二種效果皆明顯違反憲法所保障之證據裁判原則，而侵害被告訴訟上之防禦權，並無合憲之解釋空間。其與三十年、七十三年及七十四年等三則判例關於補強被告自白證明力之闡釋，關係刑事實務之有效與正確運作甚鉅，多數意見體念審判實務負擔之沈重與艱辛，本於憲法基本原則，協助闡明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所規定之「必要證據」之涵義，希冀有利於各級法院刑事證據法則之操作，以提升民眾對司法之信賴。多數意見與各級法院共同努力之深刻用心，本席敬表感佩，爰提協同意見如上。 【註腳】 註一：意旨相同的判例尚有：最高法院二十年上字第一八七五號、三十八年穗特覆字第二九號、四十七年台上字第一五七八號、七十一年台上字第五九四六號、七十三年台上字第五八四七號等刑事判例。 註二：有學說將被告自白區分為被告所作有利於己與不利於己之供述（陳樸生，刑事訴訟法實務，一九九五，頁二二八）；亦有學說認為被告之自白，乃指被告對犯罪事實承認有罪，須對犯罪構成事實之全部或其主要部分為承認（黃東熊、吳景芳，刑事訴訟法論，二ＯＯ一，頁三四七）。就有罪之認定而言，被告於己有利之供述並無意義；區分被告自白與不利於己之陳述，則自白尚且不得作為認定有罪之依據，舉重以明輕，僅係不利於己之陳述，自亦不得作為認定有罪之唯一證據。 註三：參照本院釋字第一五四號、第一七七號、第一八五號、第二四三號、第二七一號、第三六八號、第三七二號、第三七四號、第三八二號、第三九三號、第三九五號、第四一三號、第四一六號、第四二三號、第四三Ｏ號、第四三七號、第四四八號、第四六二號、第四八二號、第五六九號、第五七四號、第五七六號等解釋。 註四：本院釋字第三九九號解釋理由書第一段參照。 註五：縱使用語如出一轍，亦可能為意外巧合，行文者腦中未必即有判例。然如判例確為應援引之判決基礎，而裁判者確實依據相同意旨作成判決，不應因裁判者未熟讀記憶判例字號或內容，即認為應援為依據之判例非裁判之基礎。 註六：文句之運用，或者彰顯判決製作嚴謹程度有別，如屬用語嚴謹不足，即應探求判決真意。 註七：最高法院九十一年度台非字第六三號、九十一年度台非字第三Ｏ四號、九十二年度台非字第二四二號、九十三年度台非字第一二二號判決。 註八：聲請人雖坦承曾出借住處予遭其他共同被告指為共犯之黃ＯＯ，然因黃某早於犯行過程當中前往泰國，自偵查階段開始，即未現身，且於該案起訴後未久即遇害身亡，與黃某有關之陳述，黃某皆無法回應，任何與黃某有關之供述證據，就本案而言，皆無證據能力，而不得於審判庭提出。 註九：Bosch, Aspekte des nemo-tenetur-Prinzips aus verfassungsrechtlicher und strafprozessualer Sicht-Ein Beitrag zur funktionsorientierten Auslegung des Grundsatz “nemo tenetur seipsum accusare”, 1997, S. 32 ff.; Rogall, Der Beschuldigte als Beweismittel gegen sichselbst-Ein Beitrag zur Geltung des Satzes “Nemo tentur seipsum prodere” im Strafprozes, 1977, S. 76，且書中處處可見。 註十：被告非任意性自白無證據能力，以及被告任意性自白不得作為認定被告有罪之唯一證據，同時規定於日本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十九條及憲法第三十八條。在日本，被告自白之證明力，亦具有憲法之位階。 註十一：共同被告不利於己之陳述，亦為證據之一種，若其所涉及之訴訟客體有數個以上，其裁判之對象（刑罰權之對象）既非同一，則其所述是否與事實相符，得否採為其他共同被告犯罪之證據，仍應分別予以判斷，非可籠統為同一之觀察。因是，倘其中之一部分為真實時，應採為裁判之基礎，非謂其中有一部分與事實不符，即認全部均屬無可採取。最高法院七十三年台上字第五八七四號判例參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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