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解釋 釋字第805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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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佈日期：2021/07/16 |
| 解釋爭點 |
|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36條及其他相關規定，未賦予被害人有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是否違憲？ |
| 【註腳】 [1] 詳參司法院釋字第368號解釋吳庚大法官協同意見書。 [2] 德文“Verfahrensgrundrechte”，如譯為程序（手續）基本權，而“Prozessgrundrechte”，譯為訴訟基本權，似較貼近原意，但亦有將兩者不加以區分者，將兩者併用。惟我國憲法第16條將訴訟權與訴願、請願權分別指稱，是訴訟與概括法律救濟程序（手續）宜加以區別，並以程序基本權為其上位概念，似較周延。 [3] 參照吳庚、陳淳文，憲法理論與政府體制，台北市：作者發行，2017年增訂5版，頁301以下。 [4] 人民依據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規範，得享有消極排除侵害或積極請求保護與給付等請求權，又稱主觀公權。此外，該基本權利規範本身，在客觀上有要求國家須透過法制度（Rechtseinrichtungen）、組織及程序之妥善建制與保障，以達基本權利確保（Grundrechtssicherung）之功能，又稱為客觀規範。性質上猶如平等原則與平等權，因為在個別基本權利中，亦內涵平等之要求。參照李震山，程序基本權，月旦法學教室，第19期（2004年5月），頁32-36。 [5] 程序基本權不只與保障訴訟基本權之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法有關，尚及於司法訴訟以外之行政權行使之程序，單以行政機關所適用之行政罰法、行政執行法、訴願法、行政程序法等規範。參照李震山，多元寬容與人權保障──以憲法為列舉權之保障為中心，引自月旦知識庫，第六章程序基本權（最後瀏覽日期：110年7月13日），頁261、263、264。 [6] 參照司法院釋字第672號解釋陳春生大法官不同意見書，頁3。 [7] 參照邱聯恭，程序制度機能論，台北市：作者發行，1996年8月22日初版，頁63以下。 [8] 參照林紀東，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第一冊），台北市：三民，民國82年1月修訂7版，頁253-255。 [9] 學理上，有主張程序基本權者，例如李震山，平等對待學生的「訴訟基本權」──以司法院釋字第六八四號解釋為例，原載於：趙守博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2001年4月，頁10（就訴願與訴訟之程序基本權而言。其除要求公平審判之程序外，特別講求對權利保障之無漏洞與實效性）；許育典，學術倫理事件中程序基本權的保障—評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131號行政判決，月旦裁判時報，87期（2019年9月），頁7以下（程序基本權則是將這些依附於個別基本權利的程序保障加以抽象化、一般化，既使之成為一種憲法原則，也成為一個別的基本權利。其保障的憲法基礎，有學者認為可以從憲法第22條之概括基本權導出，亦有認為應從憲法第8條拘束人身自由應踐行的法律程序導出）。另外，有參考德國理論探討基本權利之程序功能及（司法）程序基本權與正當法律程序之關係，參照李建良，論基本權利之程序功能與程序基本權—德國理論的借鑑與反思，憲政時代，第29卷第4期（93年4月），頁481以下、527以下，收載於李建良，人權思維的承與變—憲法理論與實踐〔四〕，台北市：新學林，2010年9月1版1刷，頁205以下、262以下。（司法程序基本權的存在，得由憲法明定；憲法若無明定，則可由個別基本權導出，蓋實體基本權若乏司法救濟權的搭配，將無以完全實現其內涵。例如我國憲法第16條明文保障訴訟權，即屬一種廣泛的司法程序基本權，其內涵可以包含請求法定法官及聽審之權利。德國學者一般認為，司法基本權乃是程序基本權的特殊形態，對於能否從實體的基本權推導出程序基本權，多數持保留態度，僅認為程序權係從基本權作為客觀法的價值決定導出。於我國，尋繹司法院歷來解釋，可以發現大法官逐步將正當程序保障擴大適用人身自由以外之權利，例如訴訟權、財產權 、工作權及服公職權等。程序具有多重面貌，基本權利的限制或剝奪應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正當程序為基本權利保障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另參照前揭文註[189]，就相關討論，其請參閱湯德宗，論憲法上的正當程序保障，行政程序法論，2003年10 月增訂2版，頁403以下，頁195～199。）在德國學說，有將法治國要求連結基本法第2條第1項衍生法治國程序或法治國正當程序（rechtlich-faires Verfahren），藉以補充傳統訴訟（程序）基本權。且將正當程序（公平審判）（Faires Verfahren）作為一般訴訟（程序）基本權（Prozessgrundrecht）（參照Degenhart, in: Sachs, Grundgesetz, 8. Aufl., München: Beck, 2018, Art.130 Rn.3, 42.） [10] 參照G. Nolte/H. P. Aust, in: v. Mangoldt/ Klein/ Starck, Grundgesetz, 7. Aufl., München: Beck, 2018, Art. 103 Rn.1ff.. [11] 參照湯德宗，論正當行政程序，載於氏著行政程序法論，二版，2003年10月，頁8。 [12] 參照司法院釋字第667號解釋葉百修大法官不同意見書。 [13] 參照Peter Badura, Staatsrecht, 7. Aufl., München: Beck, 2018, H35. [14] 參照司法院釋字第667號解釋葉百修大法官不同意見書；湯德宗，論憲法上的正當法律程序，載於氏著行政程序法論，二版，2003年10月，頁195-204。 [15] 參考51年1月31日制定公布之少事法第1條規定，少年管訓處分及少年刑事案件之處理，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86年10月2日修正少事法第1條之1規定，少年保護事件及少年刑事案件之處理，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 [16] 學理上，如李茂生，新少年事件處理法的立法基本策略──後現代法秩序序說，收錄於氏著：少年事件處理法論文集，2018年，頁180，其認新法創設了多數回流管道，終歸一句話就是儘可能將少年繫留在保護的場域中。保護與刑事這種切割標準即會模糊化，而被少年與成人的區別所取代，換言之，只要是少年，縱或其所受待遇是刑罰，規範該刑罰執行的準則仍舊是少年事件處理法；謝煜偉，論少年司法中的被害人參與—日本法制的省思與借鏡，法律扶助與社會，第5期（2020年9月），頁72-73及註[43]，其引述日本學者見解，認少年刑事案件仍係以特殊處遇、保護發展角度處理，而非以一般刑事訴訟的追訴、處罰為原則，從少事法第1條的目的來看，反而不應拘泥於「保護」與「刑事」之區分，而應從「少年」與「成人」之間的差異來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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