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解釋 釋字第781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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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佈日期：2019/08/23 |
| 解釋爭點 |
|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3條關於所用名詞定義；第26條第2項第1款及第2款關於變更軍官士官退除給與計算基準；第26條第3項及第46條第4項第1款，關於同條例施行後之過渡期間內，扣減受規範對象退除給與；第26條第4項關於最低保障金額、原支領金額低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按原支領金額支給；第29條第2項關於提高退休撫卹基金撥繳費用之基準；第34條第1項第3款關於停止受規範對象領受退休俸或贍養金；第39條第1項前段關於退除給與得隨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第46條第5項關於同條例施行後第11年返還優惠存款本金；第47條第3項關於年資補償金之計算與結清；第54條第2項關於每年節省之退撫經費支出，全數挹注退撫基金等規定，是否涉及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信賴保護原則或比例原則？侵害受規範對象之財產權、生存權、服公職權、工作權或平等權？ |
| 參、代際正義與世代責任 行政院略稱：年改係為配合人口結構、經濟環境之改變，以及維護代際正義，調整原有退休制度設計所產生之不合理退除給與，並達成群體間之實質公平，促進退撫制度之永續發展。可見代際正義之維護，為本次年改主要考量之一。 多數意見亦同意：「因人口結構老化，領取退除給與人數與年數增加，政府以預算支應退撫舊制退除給與持續增加。復因少子化結果，繳納費用者人數愈少，確有因應必要。」並承認系爭條例調降退除給與之規定，在於「⋯⋯（4）因應人口結構老化，退除給與持續增加之費用，多由少子化後之下一世代負荷之情形⋯⋯」其追求重要公益，目的正當。然由於某些原因，解釋理由書於論斷系爭條例有關規定之合憲性時，刻意避開代際正義一語，更遑論闡釋代際正義之意義。此一作法對釋憲結果不生影響，或可淡然處之，不必在意。儘管如此，仍不得不省思：反對談論代際正義者，究竟出於何種心態與認知？代際正義之意義與重要性如何？何以年改要強調代際正義？ 反對者或擔心，強調代際正義，會有下一世代或年輕世代批鬥現今世代之意味，恐引起世代間之對立，徒滋紛擾；或認為，代際正義係環境議題上之概念，不宜用於年改範疇。然而，無論年改之推動者或負責釋憲之大法官，均不屬下一世代或年輕世代，何來世代間之對立、下一世代或年輕世代批鬥現今世代之說法？年改毋寧代表現今世代之自我反省，以及現今世代對下一世代或年輕世代之關照，乃值得肯定之道德表現。又無可否認，受臭氧層破壞、熱帶雨林減少、地球暖化及自然資源耗竭等環境危機衝擊，於環境領域最早且最重視代際正義，但時至今日，為追求永續發展，代際正義概念業已普及化，諸如財政、年金、教育、文化及生技等其他領域亦廣泛使用，是不能再將代際正義視為環境領域專屬之概念。退撫制度永續發展、退撫基金永續經營，係年改追求之最終目標。為讓下一世代或年輕世代不必承受過大之負擔，乃至面臨年金制度崩潰之威脅，藉年改調降退除給與，並提高共同撥繳費用之基準，乃不得不採行之作法。其中蘊含世代正義之理念，何以避而不談？ 誠然，代際正義乃新興議題，有待釐清及克服之問題頗多。首先，「代際」如何界定？究指現今世代與未來世代、下一世代或年輕世代之關係？「世代」之實體，包括對象、規模及時間，不可能完全具體掌握，必然帶有某種程度之抽象性。代際正義重視不同世代間之分配正義，亦不可忽視世代內之分配正義，二者如何維持均衡，相當棘手。惟相對上，年金議題較具體，世代之界定尚不複雜，且世代間及世代內之分配正義亦非無解之習題。於年改引進代際正義概念，直指問題核心，具有時代意義，又不致於造成不必要之困擾，寧非十分妥適？ 代際正義論強調現今世代之責任，理論根據何在，眾說紛紜，主要有契約論、功利主義、權利論、報恩論、繼承論、情愛說及責任論等。各說長短互見，尚無絕對之優劣[11]。其中之權利論及契約論，在憲法學上頗受矚目。權利論者主張，未來世代具有享受良好地球環境等各種權利，而現今世代負有對應之責任義務。然此說存有諸多難題，例如未來世代尚未出生，且範圍不確定，如何成為權利主體？依近代人權觀，人權之主體應為個人，而未來世代係集團或集體，何以能夠承認其人權主體性？實在之現今世代與想像之未來世代，如何進行權利義務之對話[12]？在契約論方面，德國公法學者Peter Häberle基於憲法為社會契約之立場，提倡憲法亦係代際契約之觀點，從而主張現今世代對下一世代之責任屬於憲法上之義務[13]。然社會契約說具虛擬性質，代際契約脫胎於社會契約，自不能排除虛擬性質。 現代立憲主義國家，除以人權保障為首要任務外，並應追求公共福祉或公益。本席認為，在重視永續發展之今日，所謂公共福祉或公益，必須以長遠之眼光，將未來世代納入考量，而不能侷限於現今世代之利益。代際正義之維護，正是長遠眼光下之重要公共福祉或公益，符合憲法之精神。年改目的之一，在於維護代際正義，亦即追求重要公益。本號解釋承認年改之目的正當，洵有道理[14]。本席深切感觸，為政者若欠缺代際正義觀念，施政容易流於短視近利，於未來將有釀成重大災難之危機；大法官若無代際正義意識，於從事違憲審查時，恐思慮不周，難以圓滿達成憲法維護者之任務。 【註腳】 [1] 例如韓忠謨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為立法之原則，更是法律適用之原則。參照氏著，法學緒論，自刊，1972年4版，頁79。鄭玉波主張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乃法律適用之原則，非立法原則，立法時基於國策或社會之需要，仍可明定法律有溯及之效力。參照氏著，法學緒論，三民，1971年8版，頁43。二人分別為刑法學者及民法學者，抱持兩極對立之見解，是否受專業領域不同之影響，頗堪玩味。惟韓氏並不否認，基於公平、合理解決問題之立場，容許例外可以溯及既往。 [2] See, John E. Nowak and Ronald D. Rotuda, CONSTITUTIONAL LAW (2010) 461, 527. [3] 奧平康弘著，憲法Ⅲ—憲法が保障する權利，有斐閣，1993年，頁367、368。 [4] 井上典之著，事後法禁止の原則をめぐる憲法上の一考察——溯及的效果を持つ法內容の變更と法治國家原理‧基本權，收於門田孝、井上典之編「『憲法理論とその展開』浦部法穗先生古稀記念」，信山社，2017年，頁38-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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