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解釋 釋字第755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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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佈日期：2017/12/1 |
| 解釋爭點 |
| 就監獄行刑法第6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1項第7款之規定合併觀察，其不許受刑人向法院請求救濟，是否與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違？ |
| 本席認為，受刑人之人權限制問題，既不能以特別權力關係為由，予以漠視，亦不能僅因屬於特別法律關係之範疇，而劃一處理。原則上，應依權利種類、性質之不同，個別檢討認定之。受刑人權利之保障及限制，可分成下列三種類型[5]：一、基於在監關係，受刑人之人身自由應受限制，固不待言，其他權利如居住遷徙自由、職業自由及集會結社自由，因性質關係，亦連帶不受保障，自屬當然。二、思想自由及信教自由，屬內在精神活動之自由，本受絕對保障，不許任何限制，受刑人應與一般人享有同等保障。三、其他權利，特別是表現自由（集會結社自由除外）及秘密通訊自由，受刑人固然享有之，但為維持在監關係之存立，於合乎「限制較小之可選擇手段」（less restrictive alternatives, LRA）基準下，得為一定之限制。亦即，受刑人之表現自由及秘密通訊自由，其限制即使較一般人多，仍須在「必要最小限度規制」之範圍內，始得為之。 本號解釋之理由書指出：「法律使受刑人入監服刑，目的在使其改悔向上，適於社會生活（監獄行刑法第1條參照）。受刑人在監禁期間，因人身自由遭受限制，附帶造成其他自由權利（例如居住與遷徙自由）亦受限制。鑑於監獄為具有高度目的性之矯正機構，為使監獄能達成監獄行刑之目的 （含維護監獄秩序及安全、對受刑人施以相當之矯正處遇、避免受刑人涉其他違法行為等），監獄對受刑人得為必要之管理措施，司法機關應予較高之尊重。」依其意旨，受刑人在監禁期間，除因人身自由遭受限制，而連動造成居住與遷徙等自由權利亦當然受限制外，受刑人之其他自由權利並未受剝奪。惟監獄必須保持一定之自律性秩序，是監獄對受刑人得為必要之管理措施，司法機關應予較高之尊重。茲所謂「較高之尊重」，就司法審查之層面考量，不外指法律保留之密度可以降低，審查基準亦宜適度放寬[6]。徵諸前述在監關係之特性，本席認同此等多數意見之立場及見解。 三、受刑人訴訟權之保障與限制 訴訟權係程序性之基本權，以保障其他權利及法律上之利益為目的。釋字第154號解釋表示：「憲法第16條所謂人民有訴訟之權，乃人民司法上之受益權，指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有提起訴訟之權利，法院亦有依法審判之義務而言。」言簡意賅，一語道出訴訟權之意義、性質及目的。之後，大法官更多次表明，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法理，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有向法院請求救濟之權利；此為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不容剝奪（釋字第396號、第574號、第653號及第752解釋參照[7]）。向法院請求救濟之權利既屬訴訟權之核心內容，亦即本質性內容，理應絕對禁止限制。 本號解釋之理由書一方面嚴正表示：「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係指人民於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遭受侵害時，有請求法院救濟之權利。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人民權利或法律上利益遭受侵害時，必須給予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以獲及時有效救濟之機會，不得僅因身分之不同即予以剝奪（本院釋字第736號解釋參照）。」他方面卻又認為受刑人「唯於監獄處分或其他管理措施逾越達成監獄行刑目的所必要之範圍，而不法侵害其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且非顯屬輕微時，本於憲法第16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始許其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救濟。」前後文對照，關於訴訟權保障之範圍，於受刑人部分明顯限縮。蓋如文字所示，一般人於「權利或法律上利益」遭受侵害時，即可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救濟；而受刑人則須「侵害其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且非顯屬輕微時」，始能為之。法律上利益與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有別，而權利除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外，尚有法律上之權利。為何將受刑人之法律上之權利及利益排除在訴訟權保障範圍外[8]？如此豈非違背訴訟權核心內容絕對禁止限制之原則[9]？如前所述，基於在監關係之特性，受刑人之實體性基本權保障已不如一般人，何以屬程序性基本權之訴訟權亦加以壓縮？就此，多數意見並未說明，莫非僅因受刑人身分即視為當然？若是如此，豈非與前揭「不得僅因身分之不同即予以剝奪」之意旨矛盾，而殘留特別權力關係理論之陰影？誠然，基於在監關係之自律性，監獄公權力之行使有廣泛之裁量權，除非出現裁量逾越或濫用情形，否則受刑人實質上難以獲得司法救濟[10]。即使如此，仍不得任意限制或剝奪受刑人之訴訟權。況受刑人入監服刑，與一般社會隔絕，並脫離政治運作過程；其人權問題通常不為社會所關心，亦非政治部門重視之事項。在監關係充滿權力色彩，受刑人每日處於全面性管制之環境，權益極易受侵害，而當權益受侵害時，難有求助之對象，法院往往是最後甚至唯一可以寄望者[11]。在此意義上，受刑人乃最弱勢之一群，如果連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救濟之權利亦予壓縮，則顯不合理。 本號解釋表示，相關機關應於2年內，依解釋意旨檢討修正監獄行刑法及相關法規，就受刑人及時有效救濟之訴訟制度，訂定適當之規範。修法完成前，受刑人就監獄之處分或其他管理措施不服者，得於申訴後循行政訴訟程序請求救濟。按有關訴訟制度之設計，例如採刑事訴訟或行政訴訟程序，立法者保有立法形成空間，釋憲機關的確不宜置喙。在過渡期間，監獄之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事件循行政訴訟程序請求救濟，符合事物之性質，堪稱允當。此外，訴訟權於行政事件上，屬於受益權或國務請求權之一種，而於刑事案件上，則以自由權為重心[12]。受刑人因在監關係提起之訴訟，係為求權利之救濟，其訴訟權顯然側重在受益權或國務請求權之面向，則採行政訴訟程序相當合理。 四、監獄行刑法亟須徹底檢討修正 監獄行刑法於民國34年制定，35年公布，36年施行，時值國民政府時期，內容十分欠缺人權保障觀念。43年該法雖全文修正，但在戒嚴、動員戡亂之緊急體制及威權統治下，一般人之人權尚且未受重視，更遑論被劃歸特別權力關係範疇之受刑人之人權；就此角度而言，其內容仍然乏善可陳。嗣後監獄行刑法又經多次修正，僅零星變更若干條文，而原本蘊含之問題並未解決。現行監獄行刑法及相關法令（如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行刑累進處遇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等）之諸多規定，特別是對受刑人之教化、接見、發受書信、書信之檢閱與刪除、文稿之投寄等規制，涉及思想自由、秘密通訊自由及表現自由等基本權利之限制，其規制目的是否正當，規制手段能否經得起LRA基準之檢驗，均有深入檢討之必要。總之，監獄行刑法及相關法令充斥著特別權力關係色彩，居然能夠存在於今日，不免令人有時代錯誤之感覺。或謂，一個國家之人權發展程度如何，從受刑人之人權狀態即可判斷。職是之故，監獄行刑法及相關法令非儘速徹底修正不可！為落實立憲民主之精神，於追求監獄行刑目的之實現時，須以充分尊重受刑人之人權為前提[13]，勿讓特別權力關係之幽靈為虐。本席堅信，這是未來修法應該秉持之原則與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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