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解釋 釋字第699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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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佈日期：2012/05/18 |
| 解釋爭點 |
| 汽車駕駛人拒絕酒測者，吊銷其駕照、禁其三年內考領駕照，並吊銷所持各級車類駕照之規定，違憲？ |
| 準上所述，解釋理由於狹義比例性之審查時，羅列系爭規定所涉法益，即：一方面以系爭規定係限制駕駛人之行動自由，亦可能限制其工作權（受侵害之法益）；另一方面以系爭規定具有保障交通秩序與他人及駕駛人自己之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功能（所保護之法益），經兩相權衡，尚非顯失均衡，系爭規定之處罰手段尚未過當等語。其論述，當亦屬符合上開狹義比例性審查之理論，而可資贊同。 四、結語 比例原則如何實際操作？於法律是否違反比例原則之釋憲個案，此一問題，如同比例原則適用範圍之問題，均屬必須先予解決之問題，因為不同之操作方法可能導致不同之見解與結論，而本文所述僅屬一般方法，並不排斥於特殊領域或基本權而採取其他方法之可能，例如：釋字第634號、第659號以限制手段與目的達成間是否具實質關聯性為判斷標準等。再者，依上述一般操作方法之結果，倘若認定某一法律規定不違反比例原則，僅表示該一規定尚未違反目的正當性、手段適合性、必要性與狹義比例性等比例原則之審查標準，如此而已，並非表示該法律規定毫無改善之餘地。蓋如立法者本其立法裁量設定不同之目的或效果，則可能有必要採取其他方法或更溫和之手段達成該目的或效果，且釋憲者尚可採用其他憲法原則作為違憲審查之基準。因此，倘若於宣告某一法律規定不違反比例原則之同時，建議立法者作某種檢討改進，其間並非必然有矛盾，如論述妥適，反而可促進法制之進步，畢竟比例原則作為法律是否違憲之審查基準，僅具有一定限度之意義與功能。 【註腳】 [1]此一問題一直是我國違憲審查中尚待澄清的問題，即以比例原則作為規範違憲審查之基準時，如何精緻地定出比例原則之合理適用範圍與條件，仍有待學界及實務界共同發展。參見黃昭元，〈立法裁量與司法審查─以審查標準為中心〉，《司法院大法官八十九年度學術研討會紀錄》，司法院，2001年12月，頁254-258；蔡宗珍，〈公法上之比例原則初論─以德國法的發展為中心〉，政大法學評論第62 期，1999 年12 月，頁103；許宗力，〈比例原則之操作試論〉，收錄於氏著《法與國家權力（二）》，元照，2007 年10 月，頁121。 [2]論者有謂，比例原則應含五要素，即除上述四要素外，尚包含「合理性Zumutbarkeit」之要素，亦有認「合理性」僅係狹義比例性之最外界限，亦有以「合理性」取代狹義比例性者等等，不一而足。（詳見Detlef Merten, Verhaltnismasigkeitgrundsatz, in: Detlef Merten/Hans-Jurgen Papier, Handbuch der Grundrechte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BandⅢ, Allgemeine Lehren Ⅱ, 2009, §68 Rn. 75f.）惟亦有論者認為，比例原則係審查目的與手段關係，較忽視對立法目的之審查，因此目的正當性並非比例原則所能解決。可參見：黃昭元，〈立法裁量與司法審查─以審查標準為中心〉，《司法院大法官八十九年度學術研討會紀錄》，司法院，2001年12月，頁254。但判斷目的與手段間是否合乎比例原則，似無法忽略目的正當性的問題。只是在這個階層的判斷中，由於我國憲法第23 條規定之四大公益目的，致殆難想像立法目的不通過目的正當性之審查。惟此部分涉及對公益的理解與判斷，而攸關後續比例原則更細緻的操作，因而仍具有相當重要之價值。參閱：許宗力，〈比例原則之操作試論〉，收錄於氏著《法與國家權力（二）》，元照，2007年10月，頁123-125。 [3]本文僅就比例原則作為審查法律是否違憲之基準時，如何操作之原則性問題加以討論，並不排除在特殊領域基於該領域之特徵與需要，發展不同之操作方法，此類可能需要之特殊方法，因與本案無涉，本文不加以討論。 [4]關於從歷史及法哲學的角度觀察比例原則之詳細發展歷程，參閱蔡宗珍，〈公法上之比例原則初論─以德國法的發展為中心〉，政大法學評論第62期，1999年12月，頁80-83。 [5]Detlef Merten, Verhaltnismasigkeitgrundsatz, in: Detlef Merten/Hans-J urgen Papier, Handbuch der Grundrechte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Band Ⅲ, Allgemeine Lehren Ⅱ, 2009, §68 Rn. 50.另詳見盛子龍，《比例原則作為規範違憲審查之準則─西德聯邦憲法法院判決及學說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年6月，頁167（當狹義比例原則作為規範之審查基準時，已涉及司法權和立法權之權限分配問題。在方法上無論如何地嘗試對利益衡量加以控制，衡量之決定事實上仍保有一個廣大的判斷空間，當衡量是出於對衡量具有決定權之人所為時，這樣一個事實上的判斷空間在規範面上便轉換成一個「判斷餘地」 （Beurteilungs-oder-Entscheidungsspielraums），在此餘地內其所為之決定，其他國家機關應予尊重；狹義比例原則自不應成為積極的合乎比例之要求，而只應是消極的不合比例之禁止）。 [6]Michael Kloepfer, Verfassungsrecht BandⅡ, 2010, §51 Rn. 91. [7]學者有謂，由於涉及立法者的判斷與預測，免不了需作立法事實的調查與判斷。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發展出三種寬嚴不同的認定標準，即明白性審查 （Evidenzkontrolle）、可支持性審查（Vertretbarkeitskontrolle）與強烈內容審查（intensive Inhaltskontrolle）等三個寬嚴有別的認定標準。雖然上述認定標準，主要係於適合性之審查中適用，然而在必要性的審查中，由於涉及所選擇之手段是否相同有效，仍不免需再次操作此一認定標準。詳見許宗力，〈比例原則之操作試論〉，收錄於氏著《法與國家權力（二）》，元照，2007年10月，頁124-129。 [8]Reinhold Zippelius/Thomas Wurtenberger, Deutsches Staatsrecht, 2005, §12Ⅲ6a. [9]行政法上比例原則的意義與功能，主要在提供司法權（行政法院）得據以主張其對行政行為審查係「依法」而為的重要工具。詳見蔡宗珍，〈公法上之比例原則初論─以德國法的發展為中心〉，政大法學評論第62期，1999年12月，頁82-89。 [10]Reinhold Zippelius/Thomas Wurtenberger, Deutsches Staatsrecht, 2005, §12Ⅲ6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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