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解釋 釋字第770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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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佈日期：2018/11/30 |
| 解釋爭點 |
| 企業併購法第4條第3款許現金逐出合併，以及91年2月6日制定公布之同法第18條第5項排除公司法有關利益迴避規定之適用，是否違反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 |
| 二、徵收法理之運用 近代以降，立憲主義國家普遍承認財產權為個人之權利，我國亦然。惟20世紀後受社會國家思想影響，財產權之社會制約觀念盛行。當代各國不論憲法有無明文，莫不基於公共福祉或公益之理由，對財產權加以限制，必要時甚至以公用徵收方式剝奪個人之財產權。土地徵收對財產權構成最大之侵害，如何方能兼顧財產權保障與公益需要，向來備受重視，有關討論不勝枚舉。其實，得為徵收之客體者，不以土地為限，凡具有財產價值者，理論上皆有徵收之可能。然土地徵收為最具代表性之財產徵收，其法理發展與實務運作皆較成熟，可作為其他徵收之借鏡。本席認為，本件所涉實與財產之徵收有關，於審查系爭規定是否合憲時，允宜參照土地徵收之相關法理。 首先，解釋理由書表示：「公司股份本身具有一定之財產價值；於公司營業獲益時，股東有機會參與股息與紅利之分派；且持有普通股之股東亦有參與表決以間接參與公司經營與治理之權；於公司解散時，股東另有賸餘財產分配之權（公司法第232條第1項、第179條及第330條參照）。是人民所持有之公司股份，亦受憲法第15條財產權之保障。」明白承認公司股份具財產價值，受憲法財產權之保障。是如前所述，公司股份理論上亦有成為徵收客體之可能。 其次，就土地徵收而言，須符合公共性之要求，本屬當然。過去通說認為收益性與公共性矛盾，故徵收之土地不得供作營利事業使用。惟如今各國為推動社會經濟政策，結合民間力量，觀念有所調整，已漸承認收益性可與公益性結合，滿足公共性之要求，從而允許「政策性徵收」。連帶產生之變化，則是允許利益第三人徵收，亦即徵收之土地除提供需用土地人使用外，不妨移轉於第三人，甚至直接以私人為需用土地人而辦理徵收。但是，這種利益第三人徵收必須於制度上嚴格把關，否則土地徵收將如脫韁野馬，易遭濫用，變成不當乃至赤裸裸之「私益徵收」，致使利益第三人徵收淪為「圖利第三人徵收」（本院釋字第743號解釋本席協同意見書參照）。 系爭規定一所定現金逐出合併，允許多數股東違反少數股東意願，以現金作為對價購買其股份，而剝奪少數股東之股東權，實與上述利益第三人徵收雷同。依據私法自治與契約自由原則，多數股東若非取得少數股東之同意，本無以現金購買其股份之權利。國家藉由立法，以強制方式，讓多數股東在違反少數股東之意願下取得其股權，無異於允許私人徵收他人之財產。因此，企業併購法有關現金逐出合併之規定是否合憲，有必要藉徵收之法理加以檢驗。 本席認為，財產權保障在現代憲法上之存在意義有二：一者係就人格自律發展提供物理性基礎，一者係維持資本主義所賴以存續之私有財產制度。按財產權有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之區別。與私有財產制度相關聯者，乃作為交換價值之財產權；與人格自律相關聯者，則係作為使用價值之財產權。關於公用徵收之合憲性判斷，當從私有財產制度之保障觀點著眼時，原則上只問是否以市場價格為基準，達到完全補償之要求，至於公共性之要件，並無嚴加考慮之必要。反之，若從個人自律之物理性基礎之保障觀點著眼，則公共性成為公用徵收之合憲性要件，須深入探究。此際，徵收土地以興辦之公共事業，是否能達成不惜犧牲權利人之個人自律亦須實現之公共性，乃該公用徵收合憲與否之關鍵（本院釋字第763號解釋本席協同意見書參照）。 如前揭解釋理由書所示，股東於公司營業獲益時，有參與股息與紅利分派之權，於公司解散時，另有賸餘財產分配之權，是為股份之交換價值；持有普通股之股東有參與表決以間接參與公司經營與治理之權，則為股份之使用價值。遭現金逐出之股東屬少數股東，就其而言，股份之價值基本上係交換價值，而非使用價值。因此，判斷現金逐出合併規定是否合憲時，審查重點應在於其價格有無達到完全補償之要求。 又徵收須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向為大法官解釋所重視。參照釋字第763號解釋，因「徵收人民土地，屬對人民財產權最嚴重之侵害手段，基於憲法正當程序之要求，國家自應踐行最嚴謹之程序。」此程序保障不僅及於徵收前（例如於徵收計畫確定前，國家應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並及於徵收時（例如辦理徵收時，應嚴格要求國家踐行公告及書面通知之程序，以確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知悉相關資訊，俾適時行使其權利；徵收之補償應儘速發給，否則徵收土地核准案即應失其效力），乃至徵收後（主管機關對土地之後續使用情形負有通知義務）。本號解釋針對現金逐出合併，要求立法規定及時充分之資訊揭露，以及就股權購買對價公平性之確保，設置有效之權利救濟機制，亦係本於同一旨趣。 三、企業之社會責任 企業併購法第5條第1項原規定：「公司依本法為併購決議時，董事會應為全體股東之最大利益行之，並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處理併購事宜。」104年修正為：「公司進行併購時，董事會應為公司之最大利益行之，並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處理併購事宜。」依其修法說明，乃「鑒於公司法第23條規定，董事係對『公司』而非『全體股東』負有忠實義務與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立法院公報第104卷第54期第175頁參照）而董事處理併購事宜與為公司執行業務之注意義務並無二致，為求體例之一貫，爰予修正。據此，該修正似純粹基於技術性之考量，尚不生實質內容之改變。然而，新法明定公司併購應追求公司之最大利益，完全採取利益導向，充滿金錢與私益色彩，豈是企業法制應有之規範？尤其從企業之社會責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角度觀之，恐有背離時代潮流之虞。 1990年代以降，企業之社會責任備受重視。企業之社會責任論強調：企業不僅追求利潤，亦對社會負有責任，須尊重消費者、投資者及勞工等利害關係人之立場；企業不僅須遵守法令，亦應謀求人權、勞動及環境等之充分保障與維護。企業藉由此等自主性倫理活動，固可提升企業形象，創造業績，但增加收益並非企業之社會責任之目的。如何在憲法上尋求企業倫理之基礎，從憲法建構企業之社會責任，或許並非容易之[6]，更非本號解釋所能置喙。惟解釋理由書稱：「如系爭規定二所示之股東及董事為多數，而對於現金逐出合併之決定，有絕對之優勢，則有關如何確保其參與此種合併之決議，係符合公司之最大利益，至關重要。」多數意見顯然呼應現行企業併購法第5條第1項規定，將確保「公司之最大利益」列為公司併購之要務。其欠缺企業社會責任之關照，難謂妥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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